你好，我是蒋莱。

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女性开始走出家庭，参加工作、获得收入，追求自己的职业发展。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女性出门工作，原来主要由她们承担的家庭责任，怎么重新安排？进而这还关系到另一个问题：女性获得了工作的机会，能不能和男性一样，拥有一条持续发展的职业道路？

面对这些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两种典型的制度道路。第一种是北欧，它们通过税制、育儿假和公共托育，把一部分原来留在家庭内的责任接入到公共制度，让女性逐渐成为制度意义上的独立劳动者。

德国则代表了一种家庭主义的取向，同时也保留了不同的照护选择。但我们也看到，当德国以“选择自由”来组织保障时，真正留给女性的选项是什么。

而到了这一集要讲的日本，只看国家和家庭这两层还不够，还要把雇主，也就是企业，放进来。

在日本，尤其是大企业和稳定正式就业这一侧，一份工作长期连接着工资增长、培训、晋升、企业福利和退职待遇。家庭同时承担着大量照护。企业怎样招人、怎样分轨、怎样培养，也就会进入性别分工。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1970年代末，日本政府是怎样理解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之间的责任边界的。

1978年的《厚生白书》在讨论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问题时，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说法：它把亲子同居称作日本福利中的一笔“隐性的福利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