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义利之辨孔子、孟子的君子之学（视频版）

收听提示 义利之辨 关于义利之辨，我们在孔⼦部分的学习中已经提到过。“义”就是“天理之所宜”；“利”就是“⼈情之所欲”。⽽君⼦和⼩⼈的区分，就在于我们做事的出发点是义还是利。⽽在本节中，孟⼦进⼀步加深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孟⼦⻅梁惠王。王⽈：“叟不远千⾥⽽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对⽈：“王何必⽈利？亦有仁义⽽已矣。王⽈‘何以利吾国’？⼤夫⽈‘何以利吾家’？⼠庶⼈⽈‘何以利吾⾝’？上下交征利⽽国危矣。（《孟⼦·梁惠王上》） 孟⼦来参⻅梁惠王。梁惠王说：“你不远千⾥⽽来，准备做什么来有利于我的国家呢？” 这对君主⽽⾔是很⾃然的想法。但孟⼦却反驳道：“⼤王何必说利呢？只讲仁义就好。如果⼤王想着如何有利于国家；⼤夫想着如何有利于家族；百姓想着如何有利于⾃⾝。上下都争相逐利，国家就会陷⼊危难了。” 孟⼦在此段将义利之辩从君⼦和⼩⼈的区分拔⾼到国家的层⾯，指出⼈⼈求利⽽不讲仁义，是⼀个国家祸乱的根源。 孟⼦⽈：“⻥，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者不可得兼，舍⻥⽽取熊掌者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者不可得兼，舍⽣⽽取义者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告⼦上》） ⼀箪⻝，⼀⾖羹，得之则⽣，弗得则死。嘑尔⽽与之，⾏道之⼈弗受；蹴尔⽽与之，乞⼈不屑也。（《孟⼦·告⼦上》） 孟⼦说，虽然⽣和义都是我们想要的，但是如果两者有冲突，那么应该舍⽣取义。这是将义当做了⼈的最⾼价值，也代表了⼈和动物有所不同。因为对于动物来说，没有任何事物会⽐它们的⽣命更重要。但是⼈却能找到在⽣命之上的道德价值。正是因为义⾼于⽣命，所以⼈就不会⼀味地趋利避害，⽽是有所持守。 所以即使⼈快要饿死，也不会吃嗟来之⻝，因为这侮辱了他的⼈格尊严，是有悖于义的。 但是古往今来的种种社会现象，总是与孟⼦的期望相左，这也令孟⼦⼗分痛⼼。 仁，⼈之安宅也；义，⼈之正路也。旷安宅⽽弗居，舍正路⽽不由，哀哉！（《孟⼦·离娄上》） 仁是⼈的家，⼼中有仁之常体才让⼈有在家的感觉，才能够安⼼。义是⼈的路，⼈应该依照天理⾏事。但是让孟⼦痛⼼的是，⼈总是抛却仁⼼，不依从义⾏事。这样的情况实则愈发普遍。⼀个⽼⼈倒在地上竟然没有⼈敢扶他，⼈与⼈之间的信任衰败到如此的程度。⼈⼼没有了家，⼈们也找不到正确的⽅向。所以当代社会，我们迫切需要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安住我们的仁⼼。⽽孔⼦和孟⼦的学说，对于中国⼈的精神修养来说，有根基性的意义。 以善服⼈与以善养⼈ 孟⼦⽈：“以善服⼈者，未有能服⼈者也；以善养⼈，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服⽽王者，未之有也。”（《孟⼦·离娄下》） 孟⼦此前区分王政和霸政的时候说不能“以⼒服⼈”，我们很容易就能接受。但是他在此段中却说不能“以善服⼈”，让我们不禁⼼⽣疑惑。 服⼈者，欲以取胜于⼈；养⼈者，欲其同归于善。盖⼼之公私⼩异，⽽⼈之向背顿殊，学者于此不可以不审也。（《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在此的注释将这个问题解释得很清楚。如果出发点是为了“服⼈”，那么就是想要胜过别⼈。如果出发点是为了“养⼈”，那么就是想要和别⼈⼀起变好。“天下⼼服”，只是“养⼈”带来的⾃然结果，⽽决不应该成为我们⾏事的出发点。 通过“以善服⼈”和“以善养⼈”的区分，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孟⼦所说的以德治国并不是道德教育、道德宣传。不是通过外在的强⼒灌输将道德规则灌注到⺠众的⼼中，⽽是通过养，让德性在⺠众⼼中⾃然⽣⻓出来。那么如何养呢？通过君王和官员以⾝作则的表率作⽤，引领⺠众，让⼤家同归于善。 《周易》蒙卦彖辞说： “蒙以养正，圣功也。” 就指出了我们对孩⼦的教育也应该持“养⼈”的态度。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孩⼦当成⼀个空洞的容器，然后把知识灌输给他，所谓“填鸭式”教育就是如此。我们应该如孔⼦在《论语·述⽽》中所说，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通过启发式教育让激发起孩⼦对知识的好奇和探索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看似“⽆⽤”的⽂科其实具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学和艺术的修养，可以培养孩⼦的想象、直觉和感悟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