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我们一起读《边城》，走进沈从文笔下的那个湘西。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组成的“田园诗”为什么能影响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见义让利，这种风俗习惯能否延续？兄弟亲情与个人爱情，怎样抉择？为什么众多好人好心好意合起来做成一件坏事？

20世纪中国小说，今天第38期。

刚刚读完少年激情的《家》、浓墨重彩的《子夜》，还有狗血煽情的《官官的补品》、灯红酒绿的《上海狐步舞》，现在我们突然要面对一首忧郁的田园诗——《边城》。

所以三十年代的中国（至少在文学里边）风光各异，一言难尽。

国家也好，文学也好，幸与不幸，均非一句话、一个词能够全面概括。

一条官路，一个地方，一条小溪，一座小塔，一户人家，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假如我们不算这个“有座白色小塔”，那也是七个“一”。

文笔和画面上都清淡朴素，有点像丰子恺画的儿童画，或者套用当代西方术语就是“极简主义”。为什么这么一个偏僻山村的老人、少女、黄狗的故事，竟影响到了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呢？

《亚洲周刊》评选《边城》排在“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为什么这么边缘的故事，这么冷僻的人和事，竟会影响社会的中心和时代的主旋律呢？这就要从社会中心当时流行什么主旋律谈起了。

我们前几期读了沈从文的《萧萧》《柏子》《丈夫》，又读了其他小说家所勾画的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

一、苦难的乡村。这种苦难从麻木的祥林嫂、闰土开始，后来到了《官官的补品》，就发展到地主少爷喝农妇奶、输农夫血，最后目睹农民造反被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