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慰安妇”回到村中后，不但没有得到村民们的同情，反而遭到了大多数人的鄙视、侮辱，而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我”则是少数几个同情、理解她的人。许子东认为，这篇小说中的“我”与霞村的关系，也正是丁玲与延安复杂关系的写照。

20世纪中国小说，今天第47期，我们前两期讨论了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当中有一个一女多男的模式，不论是袍哥首领，有权势的教民，或者是药铺掌柜，或者是其他的士绅，总之不同政治势力，不同经济背景，不同社会身份的男人，都会围着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转。

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

我们在象征层面上可以说女人代表山河、土地，男人争来争去，就是为了占有这些山河、土地，占有漂亮的女生，就等于胜利。

在写实层面上，我们也可以说女人十分现实——你们去争吧，谁赢了，我跟谁一起。

但是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读法呢？

男人们的战斗、争夺，甚至很神圣的民族、国家、战争、城乡、生死、革命，为什么总要在女人的身体上开辟战场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读《我在霞村的时候》，这里有女作家跟男作家很不一样的视角，也有丁玲与同时代人很不一样的触觉。

20年代，在五四文学的浪漫时期，丁玲就贡献过让人惊艳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大胆地表达了一个女性在两个男人之间挣扎的勇气，最后把忠厚的苇弟和很帅的凌吉士都抛弃了，独自走上一条看似逃避，其实应该是通向革命的道路。

丁玲自己后来无意识当中不断地重复莎菲的三角感情模式，她总是崇拜比她“高大”，这个高大不是physically（身体上的），是指文化上、政治上、思想上比她“高大”的男人，可是她身边又总是有忠诚的死心塌地的追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