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Harry。这堂课我们要讲的是抑郁症的社会和文化成因。

上一课我们谈到，一个刻板的社会也是需要被治疗的。为什么？因为一些精神疾病可以说是社会所导致的。今天我们要讲一种非常流行的精神疾病——抑郁症，它就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成因。

2018年，香港歌手卢凯彤自杀了，她生前一直受困于抑郁症与躁郁症。这个悲痛的消息让很多人都想起张国荣在2003年的自杀事件，他的离开也是因为抑郁症；年轻时非常风光的蓝洁瑛，后来逐渐落魄，也得了抑郁症，在2008年就离开人世。很多人就在问：香港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把人逼到这一步？

卢凯彤

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我们当前对抑郁症的理解方式，可能忽略了社会和文化的角色。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一个时代氛围，究竟是怎样影响到普通人的精神状况？

我们在上一堂课提到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这本手册是医生诊断精神疾病的重要依据。它在2013年的时候更新了第五版，提出一个新的诊断标准，就是一个人因为亲人过世而过度哀伤，出现了忧郁、失眠、失去胃口、注意力缺乏一些症状，就可以被当成抑郁症来看待。

可是这个标准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比如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就用自己的故事进行反驳——他在妻子过世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都觉得极度哀伤，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如果按照这个手册的诊断，他就有可能是患上了抑郁症。可是凯博文说，哀恸是一种纪念已故亲人的方式，有文化上的特殊含义，对人有特别的意义，并不一定是需要治疗的精神病。

凯博文（Arthur Kleinman）

普通人对自己的情感状态是有认知的，可是科学却用数值来标注我们是不是正常，这两者有时是匹配不起来的。人跟人之间差异那么大，每个人追求人生的意义都不同，怎么可以用统一的标准去丈量不同人的精神状态呢？

目前在临床医学上我们认定一个人有没有抑郁症，还是用非常现象学的方式去看，也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符合抑郁症的症状，会不会有长时间的情绪低落，容易激动，优柔寡断，不想出门，没有能力、没有动力去出门，因为全身虚弱，没有体力，思考出现问题，价值感低，常常觉得内疚，甚至想要自杀... 这一连串的症状，就是我们所说的“现象”。可是，科学到目前为止还没办法进入一个人思考的最底层，去问一个人生存在世界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想用我自己接触过的一个案例来说明，追求生物医学上的“病情稳定”，可能会忽略一个患者作为一个人的意义追求，忽略了他在社会上的角色——

我之前有个病人，她一直受情绪病的困扰。我是在医院的急诊室看到她的，她大概是一个21岁的女孩，手上有很多因为自残造成的伤口。她自残的方式非常特殊，手腕上面画了很多棋盘格子，流了很多血。我去看到她的时候，急诊科的医生正在帮她包扎伤口。因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自残行为，所以根据医院的标准流程，她必须要看精神科医生，然后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会谈，收治住院观察，做自杀防治的工作。

有两样东西让我很好奇，我发现这个女孩很喜欢看自己血流出来的样子，她对这样的影像有一种特别的迷恋。我们能说她是自杀吗？当时其实我们都搞不清楚。另外一点就是，她在访谈的过程中跟我透露她喜欢一个英国剧作家，Sarah Kane。当时我是一个很年轻的住院医师，我不完全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

后来我离开了医院，去英国念科学史，有一天她就发了一封邮件给我说，她现在在医院里面已经开始按时服药，定期接受复诊，情绪控制也很好很稳定，终于拿到了一个诊断。拿到明确的确诊，对于精神病患来讲很重要，这意味治疗的方向比较确定了，康复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她告诉我说她对自己的治疗是很满意的，她是一个戏剧系的学生，现在要毕业了，她跟其他两个同时也在看精神科医生的同学做了一出戏，是一个毕业制作，Sarah Kane的《4.48精神崩溃》。

Sarah Kane

我在英国的时候也看了这部戏。我已经知道Sarah Kane的作品其实非常黑暗，她一辈子就写了五出戏剧，大部分都是在精神病院里面完成的。《4.48精神崩溃》就是Sarah Kane最经典的戏。她26岁的时候就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得知这个女孩她要演《4.48精神崩溃》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预感。

再后来有一个暑假，我回到台湾接到一通电话，是她同学打来的，告诉我她的死讯。当我还是一个正在受训的精神科住院医师的时候，Sarah Kane这个名字只是这个女孩在会谈里面跟我透露的喜欢的一个剧作家而已。可是如果我当时已经了解这个作家，我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评估她的状态。可是当时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已经离开台湾到英国去读书。

我说这个故事是想说什么？我们对病情稳定的观察，还有追求，包含我们对负面情绪的排斥，还有恐惧，可能对于抑郁症患者的诊断与恢复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自杀的女孩她到底患的是什么情绪病？可能在她生命结束之前，临床上面都不一定会有非常肯定的诊断，就算她拿到了一个诊断的病名。

她的生命不完满吗？我们没有资格去替她论断。如果我们同意，面对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最基本的态度就是尊重，更要紧的事就是去理解她的生命处遇，这个远比争论她到底得了什么病还要重要。我们要追问的，更重要的是，除了疾病本身，还有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让她跟这个世界的价值标准如此脱节？

这个故事常常让我想起香港作家李智良写的《房间》，这本书里，他把得抑郁症的状态比喻成，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跟外界格格不入的状态。他讲的是，抑郁症到底是你不正常、跟世界格格不入？还是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很清醒、所有的人都不了解你？换句话说：到底是你不正常，还是这个社会不正常？

李智良《房间》

其实，对于负面情绪的恐惧、对于稳定的追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来自于一种很强大的，可以渗透到我们生活空间每一个角落的统治能力，这个东西反而可能是抑郁症的一种来源。

我们前面讲到的医学人类学者凯博文，在1970年代到湖南做田野调查，然后发现1970年代中国根本没有抑郁症。为什么？因为当时很多人会表达出自己得的是“神经衰弱”，觉得自己非常累，会有头痛、背痛、身体虚弱等种种问题，但不见得会表现出自己很悲伤的样子。

“神经衰弱”的发病率在中国很高，在西方却很低。其实它是一个幌子，是用神经系统的损伤来遮蔽抑郁症，遮蔽精神病。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是比较动荡的那段时期，因为一些政治原因，社会整体对你的情绪做出很明确的要求，你不能极端地表露自己的真实情绪。比如，如果你在皆大欢喜的日子里表现出悲伤的样子，那你的政治倾向会被认为有问题；或者是反过来，应该举国悲伤的时候你很开心，你也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所以，很多人面临生活压力与情绪问题时，只能用身体的症状表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60、70年代的华人社会有很多的“神经衰弱”，这个名词当时非常流行，其实很多人当时患的可能就是抑郁症。

当然，那时的西方精神医学还没有全面深入中国大陆，“抑郁症”这个名词对很多人而言很陌生。后来政治环境变化后，抑郁症也慢慢开始盛行起来了。所以，“神经衰弱”的盛行其实就是抑郁症的流行。当社会想要追求统一稳定的情绪表达，它导致的是更多的情绪问题，这些情绪无处可去的时候，就会用身体的症状表达出来。

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

我们刚才讲到，在现代社会里有一种力量，它可以渗透到我们生活空间的每一个角落。Benedict Anderson有一本书叫《想象的共同体》，总结了现代社会的特质——相对于古代社会而言，首先是疆域、边界是清晰的，有一个明确的地图；社会成员的数量也是清晰的，靠人口普查或媒体的存在，每个人都会知道自己是庞大的社会共同体的一员；甚至随着科技的发展，每个人都可以被清晰定位（比如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带晶片的身份证）。这样的社会是有高度统一稳定的信念价值的，整个社会本身就在追求这种东西，人身处在其中，就会源源不断地受到来自社会的压抑，抑郁症这个时候当然就会很盛行。

我们开头问：香港的社会怎么了？怎么把人逼到这一步？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有一个英国的雕塑家叫做Antony Gormley，他有一次在香港做一个展览，他把很多人体形状的雕塑安置在很多高楼上面。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曾经在伦敦看过这个作品，你要爬到一个艺廊高楼的顶端，你就会看到很多围绕在艺廊旁边的大楼上面，或远或近都有这些雕塑，都有一个人形雕塑在注视着你，感觉非常的超现实，非常魔幻非常美，你看到这个作品心里是非常舒坦的，好像在天堂一般。

问题是，这个作品在2015年来到香港的时候，不到一个月雕塑全部就被撤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它看起来实在是太像很多人站在大楼上面想要跳下来的样子。所以问题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人站在高楼上面，在伦敦的展览就让人觉得很舒坦，可是在香港，所有人会觉得说它看起来像是层出不穷的自杀者？整个香港的价值观就已经在告诉我们，你看到一个人爬到高楼上面，就觉得这个人在做傻事，你完全可以去想象出这个社会的压力已经到达什么样的地步。

其实不只是香港，在很多社会里，都有一个非常坚固的价值观，给社会的成员规范很统一的上升路线。每一个人都是在已经被定义好的一个格子里面，一格一格地往上爬：你在几岁就必须要做什么事情，完成什么事情；你在几岁必须要买得了车、上得了楼。所有不符合规范，不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就会面临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就会导致抑郁症与其他情绪病的越来越盛行。

其实，我们的社会如果稍微宽松一点，不要这么追求统一；在教育上让学生有不同发展的空间与选择，不一定要成绩好，不一定要出人头地，社会不一定会给你贴上成功或失败的标签，也没有那么多存在的焦虑，我想抑郁症的盛行率就会低很多。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处在一个讲求高效率、相信科学的时代。当然，我们不是否定医学或否定科学，但是如果都用医学或生物学的方式去理解抑郁症，并倾向用依赖药物的方式来治疗抑郁症，一味地追求消除症状（所谓的“负面情绪”），这个时候却忽略了人对于意义的追求，忽略讨论人在社会里的位置其实跟抑郁症有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社会由于高度追求价值观的统一，追求对社会成员的控制，才会导致一方面抗抑郁药物的研发很先进，但是抑郁症同时发病率也越来越高。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理解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情景，我们就必须了解“工作”这个非常能代表现代社会的东西，它怎么样去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下一堂课我会详细讨论“职业病”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