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小说》读后感第二篇，许子东总结了百年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农民与工人形象的演变规律。

今天是第116期，我们继续整理20世纪中国小说的读后感。

这么多小说都在讲同一个中国故事，仅仅是人物形象，就有官员、士、农、工、商、女性六条线索。

上一期，我们粗略地梳理了官员形象的发展变化，就看到至少有四个不同阶段：晚清时，官员是主角，几乎全部被批判，贪腐是刚需，清官可能更坏；“五四”以后，官员缺席了，很少做小说主角；到了40年代以后，官员形象黑白分明，善恶对立；到了80年代以后，官员形象多元发展，我们看到至少有五个类型。

下面我们再讨论士——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直是现当代小说的主角，但主角分两层：一方面是作家的身份就是知识分子，是小说的创作主体；另一方面，小说的主人公是知识分子。这两者之间有关系，但是是两回事。

现当代作家写官的时候，两者的分别比较大，因为他们大部分不是官。尤其是晚清，除了梁启超算是一个政治家以外，其他的文人就是躲在租界里辛苦办报的，还有做过医生、工程师、矿主的，偏偏就不是官。“五四”时，作家和官员的距离也非常远，除了写稿，就是办报、教书，除了郭沫若、胡适算是少数例外。

只有到了五六十年代，“三红一创”的那些作者，他们是先做基层干部，再当著名作家。虽然，按照当代文学生产机制，所有作家都进入了干部体制，但是说实在话，一旦他们的作品出了名，人家也还不是把他们当干部，而是把他们当作作家。

80年代以后的作家们，虽然理论上、技术上他们还在作协系统，属于干部体制，但实际上，读者，包括作家自己也都不把他们当官员看了。

简而言之，作家是创作主体，官员是人物身份，有关联，不混淆。即使官员身份到了王蒙、铁凝这个级别，一旦写起小说来，基本上还是作家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