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为大家介绍中国传统经典的时候，我会特别采用一种历史的方法。可是这种历史的读法在读《大学》《中庸》会有特别的问题。

因为很难去确定这个文本产生的时代，不像是后来的书籍或者西方的一些古典，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大概什么时代、出于什么人的手笔。

中国传统经典当中有很多，到底这些字句是谁在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很不容易可以确定。在读《中庸》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存在，而且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

我们没有办法单纯接受正统的解释，因为正统的解释从朱熹继承二程子（程颐、程颢）而来的。

依照北宋程颐的说法，那他是把《中庸》当作子思的作品，也就是孔子的孙子的作品。而且就是把《中庸》篇章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包括引用孔子的话，都视为这是子思为了担心“中庸”这样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后世无法流传，特别有针对性地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可是这样的看法，非常清楚在文本上是无法支撑的。依照朱熹编为“四书”的版本，《中庸》被分成三十三章，但我们看一下其中的第二十八章，在这里面出现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这样的字句，这非常明显，这是一个大一统的说法，在历史上这是秦始皇统一了之后他所实行的政策。

就算我们可以稍稍把它提早，当做在变成政策之前，已经先有这样的思想，有这样的字句，那也不可能早于战国晚年。

战国晚年或者是到了秦代，这都远离子思的时代，子思不可能活到那样的时代，可以写得出这样的字句。

在阅读《中庸》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跟《大学》又稍微有点不一样。

《大学》《中庸》都是从礼记里面摘选出来的一篇，不过《大学》它内在的结构非常地清楚，这必然是有一个作者想定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再加上一个明确的顺序，我们知道它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把文章内容写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