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刘瑜，欢迎来到《比较政治学》节目的第五讲。

上次我们讨论了全球化的经济冲击，今天，我们来谈谈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我们知道，全球化不仅仅带来商品的流动，而且带来人的流动、观念的流动、文化的流动。

但是，从一开始，这种观念的流动就不是对称的，过去二三百年，文化的流动主要是西学东渐，而不是东学西渐。比如我们熟悉的“德先生”“赛先生”都是西方来客，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

然而，只要有外来文化传播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个现象：文化反弹。我们都知道，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第一天开始，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向运动也随之开始。有了推广西学的严复，就有了捍卫传统的辜鸿铭；有了陈独秀、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有了章太炎、章士钊的文化复古派；有了自由主义，也就催生了新儒家。

直到今天，这种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拉锯战也没有结束。比如，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经历，就是微信群里的“中医西医”大战，一边说中医是国粹，另一边说中医就是个安慰剂，最后当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总是以一批人“愤而退群”而告终。

西学东渐过程中出现文化反弹的，显然不仅仅是中国。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反弹同样激烈，甚至更激烈。为什么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高涨？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文化反弹。

西方文化越强势、越流行、越逼近家门口，文化本土主义者就越需要强化传统文化来与之对抗。毕竟，人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而且是认同的动物，他者越有可能吞没“我们”，就越需要强化、甚至想象集体的“我们”来抵御他者。像塔利班这样的极端政权，干脆禁止西方音乐、电影，以这种方式来守卫他们心目中的伊斯兰文化。

因此，过去一两个世纪，东方对西方世界的文化反弹，是一个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