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的人情世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儒家塑造的。其实在孔子时代，就已经强调要注意现实与信念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如果遇到特别强大的权力，就要适当屈服。 比如孔子他们编写《春秋》时，因为身处鲁国，不可能明显攻击或嘲讽鲁国当代的国君。毕竟权力还在，若直接嘲讽权力，显然不会有好日子过。所以孔子在编写《春秋》时，关于鲁国国君的内容都比其他国家更克制，不会非常明显地指出鲁国国君的严重错误，而是用含蓄、委婉，甚至类似“密码学”的方式表达对鲁国国君不满的地方。 即使是已经去世的鲁国国君，《春秋》也写得比较含蓄，因为即使去世了，可能和当代国君还有权力或亲情上的关系。所以鲁国的历史在《春秋》里显得非常含蓄。而其他国家则更容易直接表达，因为不是身处鲁国，没有那么切身的关联。 其实这和今天写历史的人一样，如果让他们去写中国的这些社会现实的话，那当然也会去含蓄地写，因为中国的很多权力，人家还活着呢。那如果让他去写美国不好的话，那自然就可以放开手脚，更加大胆地去写。其实就是这样的原则，在孔子时代就已经很早就确立了。 所以说，其实在《春秋》里边，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写得含蓄，有些地方写得大胆，并不是想要体现出多么复杂的原则，单纯只是因为必须避开权力的锋芒。对于那些已经死了的权力、在当代没有什么影响力的权力来说，《春秋》当然可以写得非常大胆。因为这个时候，《春秋》就可以很明显地保证自己可以将这些东西都如实地说出来，也不用去担心受到权力的迫害和打击。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知道的一点。尤其是在读《春秋》的时候，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就可能瞎猜《春秋》为什么这么写。但实际上，《春秋》就是为了怕国君的报复、权力的报复，所以才在很多情况下写得委婉。这其实也非常符合人性。而且，中华文明很多时候对当代权力的避讳，就是来自于千年前。不得不说，一切的根源都是如此的早！

“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 “义不讪上，智不危身。” 必须要先“轻乎现实”，才有办法坚持原则。汉朝人的心理、价值观念和春秋战国真的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善复古”应用到爱情上，就是走不下去的时候，复盘一下两个人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在一起。推理也一样，迷惑了困局了回到原点看看。

《春秋》微言大义的符码似的文风跟汉字的特性有关系吗？其他的语言文字有这种功能吗？

最近对一个词很感兴趣，就是合法性。

想到王安石的三不足……

古人的观念里面，对于先辈又近乎于神一般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