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陈迪。

前面两期节目，我们围绕着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160年前写成的《论自由》一书，介绍了一系列迄今依然在人类的言论自由论证中发挥着坐标功能的概念与论述。在言论自由的主题上，密尔至少贡献了两件至关重要的工具。

其一是“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其二是“观念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

很公平地说，人类社会在观念层次上对言论自由的理解与辩护，至今依然是在密尔当年所概括出来的框架下进行的。

这些在19世纪开发出来的抽象原则，换到20世纪、21世纪截然不同的历史环境与技术条件之下，究竟有多少水土不服，又有多少意想不到呢？

什么政治权利、什么political rights是对人类最重要的？有一种可能比较直观的测量办法，那就是统计各种的关键词在各国宪法文本中出现的频率。

有比较政治学者就做过这样的统计，他们搜集了人类历史上，自从发明了宪法这样东西以来，所留存下来的大部分成文宪法文本，这将近有1600部宪法。

把这些宪法中所出现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并且将词频按从高到低进行排序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平等”；第二位，“产权”，这里指的当然是私有财产的权利；而第三位，就是“言论自由”。

继续往下数，列表上依次出现的是“宗教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隐私权”，然后是和言论自由有很大关联度的“观点自由”，接着是“免受非法拘禁的自由”、“迁徙移动的自由”，然后又是“出版自由”，那就其实还是在说“言论自由”。

光是这个列表里的前11项，言论自由及其分身就出现过三次。并且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真的需要严肃地讨论权利、讨论rights的时候，自由一定是最大的权利；一旦不讲自由，人剩下的东西其实是真不多的。而只要你想谈自由，那么言论自由大概就是那最初的自由。这应该不难理解。

每当权力与专制又在蠢蠢欲动试图侵蚀自由的时候，我们总是能从围绕着言论自由的风吹草动中找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