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收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第五季的第二单元。

这一集的作者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王建革教授。这一集，我们先从自然环境、水利灌溉和文明史的关系说起。

如果到中国文明的起源地之一黄河流域走一趟，从黄土高坡到中州大地，你就可以了解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这里的人们为了适应这种自然环境，逐渐形成的水利灌溉系统，你还可以知道这种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塑造制度和文明的。

大家可能知道，传统中国的水利与延续至今的华夏文明，主要并不是出现在黄河下游，而是出现于黄河中游。

黄河中游的黄土比较松软，容易耕作，这使得黄河中游地区很适宜农业。其实世界上的各个早期文明都出现在大河两岸，比如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这是因为河流会给两岸的沙漠和干旱地区带来水源，使得这些地区有条件进行农耕，而农耕产生的剩余食物与财富，又使得奠定早期国家文明的城市有可能形成。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地区的淤积地带和自然水流，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和早期国家文明，所以，很多历史学家都自然地注意到河流、灌溉和文明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的黄河中游地区，自然环境不像中东那样严酷，不像希腊那样贫瘠，也不像印度那么炎热。这里气候温暖，雨水相对充足，土地也松软易耕，很早就可能形成刀耕火种的农业。不过，这说的是黄河中游。

黄河下游由于植物茂盛，如果没有金属农具，一般只能实行火耕和休耕，就无法形成大型农耕来支持大规模的国家文明。一些学者说，这就是古代中国国家和文明，最早出现在黄河中游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

不过，历史学家也猜测，在殷商时代，农业可能还比较粗放，还有好多原始的刀耕火种。

有人说，商代为什么经常迁都？有人就认为，因为火耕需要有一定规模的休耕地，不充许较大规模的人口，在一个地方长期定居。当时的河南一带，降雨量较高，水源也充足，植被丰富，即使是火耕也可以支持一定规模的文明。

然而，即使是到了青铜器时代，青铜器也未必能普遍用于农耕，而河南土壤的易耕性，又明显低于黄土高原。相比较而言，黄土高原上，周族的农业环境无疑更好，也有利于进一步开发和小规模灌溉，可以支持大规模人群的定居，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文明有了某些优势，形成了比较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可能是周族取代了殷商共主地位的原因之一。

早期的灌溉系统是怎么来的？现在不是完全清楚。

考古学家说，四川盆地很早已经有了田制相对完善的稻田，也有了某些小规模的稻作灌溉型态。而黄土高原的地势和四川地形的高低曲折不同，这里的沟洫体系，明显是与平坦的平原、较大的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用古人的话说，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传说中描述的井田制。

这里的农田，可以开挖整齐的沟洫，什么是沟洫呢？就是农田的分界和渠道。大概战国成书的《周礼》里，就对早期的沟洫系统作过描述，这种描述当然有后世理想化的想象，但是也有一定的根据。

它说，“凡治野，夹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这就是一种整齐有序的沟渠河道网络，沟洫河道再加上纵横的道路和田野的界限，就把土地整齐有序地规整起来。

从大河分流到支河，同时配以封建分封体系下的权力与土地的分野。从最细的沟，达到川，而川达于畿，畿就是政治权力的中心。这种肥沃、整齐又有灌溉的土地，被掌控在王、公、侯、伯、子、男层层掌控的毛细血管之下，古人想象中的王畿之外，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这种方方正正的五服天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想象出来的。

地方上还有传说中的遂人管理，遂人是周时管理乡野的官，而遂人的属官，又有管沟和径的夫。夫又分十夫、百夫、千夫、万夫，这些职官按照沟洫和道路的级别、数量而设置。

古人还有诗歌赞美这种灌溉系统。

《诗经.白华》中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池是公侯的积水池。位于成阳以南，滮水自南向北注入渭水。官方引滮池水“浸彼稻田”，形成水稻种植，为王侯提供丰富的美食。

另外，《周礼》还记述了更详细的农田灌溉沟渠系统。据说古代有“稻人，掌稼下地”，他们的职责是“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泄水。”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具有一定技术内容的小规模水利系统，其中有引水渠，有泄水渠和堤坝。

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华夏区域，这种从水利灌溉延伸到政治控制的制度与文化，经过春秋战国，逐渐发展成熟。

有人指出，之所以秦汉能够建立高度统一的大帝国，它的基因就隐藏在这种自然环境和水利系统中。

西方人，像思想家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就是所谓土地公有，国家组织大规模农田建设，在这基础上形成专制国家，那么这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历史根据就在这里。

而历史学者魏特夫很早指出，这种水利与集权有相关性，他说，大规模的水利灌溉系统的建设和管理，必须有一个权力至高无上，又遍及全国的组织，而古代为了组织、调配、平衡这种大型水利系统，必须让统治者拥有控制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中国的君主专制便由此形成。

这个说法对不对，还需要讨论。事实上也一直存在争论。

不过要注意，这种自然环境、水利系统出现在黄河中游，确实塑造了古代中国那种超大型国家。在世界其他地方，自然环境不同，人类应对方式也不同。

在非洲北部以及地中海地区，情况就不一样，这些地区没有像黄河流域那样大片黄土地，也没有条件形成大规模的灌溉沟渠，这里往往形成一些城邦制国家，拥有强大军队和大量财富的城市，居住着贵族、军人和工匠，他们控制着四周的农村。

这也和自然环境有关，像希腊吧，多山多石，没有平原，就像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所说，希腊一出生就是被贫穷抚育大的，但它面向地中海，与北非、意大利、叙利亚、土耳其等地隔海相望，倒是孕育了航海能力，靠着海上贸易建立了国家与文明，但这种国家也常常四分五裂，并不像华夏那样会形成庞大的国家。

而罗马呢，罗马人认识到地中海的重要性，这里临近大海，与希腊、北非的港口和腹地往来频繁，环地中海有温和的气候，也有耕地，但是为什么不能形成秦汉那样内部同一性的帝国，而总是要依赖差别性的管理方式，也就是或吞并，或自治，或殖民，在不同区域和族群，用不同方式统治的帝国呢？

虽然后来在相当于中国汉朝的时候，罗马在整个欧洲、北非和中东一带形成方圆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但他们主要依赖的是军事力量的征服。帝国的控制并不像古代中国尤其是秦汉，秦汉就像这种灌溉系统一样，可以通过四通八达的道路，上下有序的郡县，靠着“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政治权力就像沟渠的流水灌溉四处的农田，毛细血管渗透到整个身体一样，延伸到地方基层，使得帝国核心地区逐渐成为一个制度、一个文化、一个族群、一种文字。

很多学者注意到，秦汉与罗马都是“帝国”，都是empire，但是也应当注意的是，正如西方学者所说，罗马帝国代表的是控制系统的“权力与差异性政治”，而秦汉帝国则代表着另一种“权力与同一化制度”。

说起来，与中国相比，世界上其他地区可能也有先进的水利设施，但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很少有国家能对大规模的水利灌溉有真正的掌控能力，因为掌控灌溉系统，需要控制和调配整个上下游的地区。不是高度集权政治体制，也就无法对较大流域的灌溉系统，形成专业、强制、统一的管理，古代中国秦汉以后大帝国的特点，也许就和文明从黄河中游出发的这种自然环境有一定关系。这一说法对不对，我们还可以讨论。

其实，从周秦、两汉到隋唐，为什么关中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区域？如果你看看秦国的郑国渠、汉代的白公渠、唐代的三白渠，你也许会理解这一点。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黄河中游转向长江流域，南方的自然环境和水利灌溉又是什么样子呢？这就要看江南的稻作农业。

长江流域广泛地分布着山地丘陵和低湿沼泽地，这些地区逐渐开发，成了中国古代稻作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但在唐代以前，即使是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江南地区，也还是“丈夫早夭”、“地广人稀”的地方。

在北方中国人的眼中，这些地方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这里气温高、多湿地，蚊虫极多，瘴疠横行。汉代北方士大夫，就以当时已经很发达的长江中下游之地为畏途。所以，《尚书.禹贡》中对扬州一带的土地等级的评价是下下，而黄土高原的土地等级为最高。这当然讲的不止是土地本身，也包括自然环境。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早期一般都是刀耕火种或者火耕水耨，在山地盛行砍烧式的农业，种植旱地作物；在低地或者平原，利用水利系统行稻作农业，而最早期的稻作农业区的灌溉体系，是以引水灌溉为主的大型水利工程。

早期的芍陂工程是灌溉水利，水流从高地流向低地，形成一个灌溉区；后期的都江堰工程也是这样的，像北方的引流灌溉一样。只是这时江南的低地还没有大规模的开发，只有这种高潜力的低地沼泽地带被开发后，江南的稻作优势才会全面形成。

从春秋战国起，长江中下游的低地稻作区发展出一种大圩体制。这时，无论长江中游楚地的大圩，还是吴越地区太湖东部低地的大圩，都是相对孤立的，并没有与水道河网形成一体。因为形成一体需要人力与物力的组织，但南方动员人力的规模，总是不像北方黄河流域那样，涉及到那么大的范围。

但是，由于西晋末年发生永嘉之乱，大量的北方士人移民南迁，落脚江南，这开启了以外来动力推动的对当地水环境的改造；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更有大量移民进入江南地区，战乱后唐王朝不能直接控制北方很多粮食产区，国家对南方的依赖程度加大，这也进一步要求南方农业发展加速。

从此，华夏帝国对南方，通过移民渗透、文化改造、重塑农业，逐渐把这些南方地区纳入华夏国家的文明之中。特别是唐五代以后，逐渐形成了江南水乡特有的景观，原有的沼泽温地和疾病盛行的印象开始消失，有序的景观和渔米之乡的美好，越来越被唐代诗人所赞美。

我们到今天还能通过古诗感受到唐代诗人的“江南好”。

白居易有：“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韦庄有：“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乎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这种水利活动推动的江南农田环境改变而“创造”的新景观，一直到明清，江南经济越来越发展，成为中国文明的重要特色。

两河流域、以及欧洲的自然环境，催生了贸易发达的城邦国家；

黄河中游黄土地与水利灌溉系统，产生了大规模的农耕文明，也催生了华夏统一国家；

欧亚大陆北方广袤的大草原，则孕育了游牧族群，逐水草而居，以畜牧为业，他们养成强悍风气，习惯于作战；

而亚洲南方如印度，则由于炎热与潮湿，发展出稻米种植，也发展出以沉思与冥想为特色的信仰。

东南亚呢？陆续涌入的大量移民与原住民，则依据三角洲平原、沿海港口和内部山地等不同自然环境，发展出各具特色的经济和文化。

就像我们在导语里提到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对文明史的影响，有长时段的，中时段的和短时段的。

一般来说，自然环境影响是长时段的，是不显山不露水的，需要长期观察才能察觉的，但是它并不是不重要，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它才是历史变化决定性的根本因素。

举一个例子，历史学家说，尼罗河流域为什么会形成一个早期人类文明？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六七千年前，非洲北部气候变迁，越来越炎热的气候使得大地越来越干旱，撒哈拉从适宜人居的，凉爽而湿润的草原，变成人类与动物无法生存的沙漠，这使得一些人南下，一些人北上，这些北上的人类开始聚集在水源丰富的尼罗河流域，使得这里产生了最早的农业和文明，就像希罗多德说的，这是“尼罗河的赠礼”。

这种影响也有中时段的。我们也举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新疆的尼雅遗址吗？尼雅遗址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心，在现在的民丰县北边，它就是古代所谓“西域三十六国”中的精绝国故地。在汉代原本这里是绿洲，周围还有湖泊，考古发现那里曾经有房屋、场院、墓地、佛塔、佛寺、田地，可以想象那里的昔日繁荣，从西亚中亚到中国，东往西来的商队常常路过的要冲。

可是，经过几百年的自然环境的变迁，这里从绿洲变成沙漠，逐渐被人类废弃，被人类废弃的地方，也就没有了文明和历史。

当然，环境变迁有时候也有短时段的，也会有激烈而突然的影响，除了前面提到的气候寒冷，水灾和旱灾之外，火山、地震、海啸等等，也会造成历史的剧烈震荡。

如果你去意大利庞贝遗址看看就知道，那个相当于中国春秋时代建立起来的古城，在公元79年，被地震和火山毁灭，两万人丧生，那里的食品商场、磨坊、酒店和剧院呈现的文明史从此隐没。

所以你看，自然环境，对付自然环境的人类活动，和全球各地的文明与历史，是不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呢？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