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鲁迅，我是许子东。今天是第四十二集。

我们要读鲁迅的一篇题为《这个与那个》的文章，同时还会牵涉同时期的其他一些散文。我们要集中讨论鲁迅的一个矛盾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一方面不愿意做青年导师，但另一方面他又很认真地在做青年导师。

二十年代中期，鲁迅的很多散文其实好像都是为青年而写，对着青年说话，研究青年人的选择与命运。鲁迅对“见狼显羊相，见羊显狼相”的国民性弱点深恶痛绝，所以他在1925年五月的《莽原》发表的一篇题为《杂感》的文章中说：

当鲁迅在骂这些没用的人是coward（懦夫）的时候，他其实更担心的是遗传，说，

“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

我们不禁要联想一下，现在的孩子们，九零后、零零后或者更小的，是否也会在瞪眼中长大呢？会不会再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呢？

鲁迅觉得他站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是有责任来切断这种历史循环的。因此他也觉得对青年、对孩子有特殊的责任。在给向培良等人——这些都是他的学生辈——的一封信里鲁迅说：

“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

注意那时候鲁迅从来没有觉得他的生命会属于某一个更高的阶级或者团体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