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鲁迅，我是许子东。今天是第四十四集。

我们今天要读不止一篇作品，要读几篇，对鲁迅在20年代中期，也就是1927年以前的思想创作与个人心情状况略作小结。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和鲁迅一起进入一个革命的大时代。

鲁迅在1925与1926年的所写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以及稍后的《而已集》中，我们发现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在打笔仗，而且主要是和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吵架。鲁迅当时主要的敌人还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杨荫榆校长与北洋军阀教育总长章士钊。

鲁迅喜欢借用别人嘲讽他的话，某籍某系、读书养气、青年导师之类，反反复复地引用，缠住对方不放。在我，一个几十年后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兼“鲁粉”读来，也觉得这类文章太多太密集，有点重复。不禁想到当时事后很多人的意见，就认为鲁迅花在笔战上的精力时间是否值得？是否有点浪费了他的天才？

1926年的1月30日，《晨报》副刊全部篇幅刊登了徐志摩与陈西滢两个人的文章，一篇叫做《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另外一篇叫做《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有人说这等于是一个攻击周树人的专号。其实鲁迅对陈西滢的“闲话”不知道讥笑过多少次，《朝花夕拾》里也会叱一下。但是这样一吵文坛很热闹，报刊的编辑大概心中暗喜，但挑起事端毕竟不道义，而且吵得有些细枝末节、意气用事。

所以2月3日的《晨报》副刊就以《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为题，刊登了李四光和徐志摩的通信。李四光当时担任国立京师图书馆的副馆长，鲁迅有一次顺带嘲笑说他有五百元的高薪，和梁启超一起把经费都用完了。其实李四光觉得有点冤枉，就在给徐志摩的信中发牢骚。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