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上集讲到了《楚辞》关于现实中的世界和神话世界交织在一起，有很多奇妙的现象。以人事现实为主的周文化，对于现实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这样的现实，现实以外有什么...这些问题很少去追问。那是这个文化中的前提，提供给这个文化一个沉稳的基础。但是在《楚辞》里，我们明显地看到楚文化并没有理所当然地接受这样的前提。

《楚辞》中有一篇惊人的奇文，那就是《天问》，全篇由一百七十二个问题所构成，通通是问题，从头问到尾，没有答案。

一百七十二个问题中，有问开天辟地的，有问天文和自然现象的，有问天地间的奇异事物的，也有问神话、传说和历史的。洋洋洒洒排列下来，戏剧性地显现了高度的好奇心，以及没有办法轻易平息的探究冲动。

传统上将《天问》也视为是屈原的作品，主张这是屈原被放逐之后，因为心中充满愤忿不平，所以借着这许多问题来发泄。朱熹在《楚辞集注》里有对《天问》的解释，基本上不一一看待每一个问题所疑惑所追究的，而是把一百多个问题看作是同一个问题的反复堆栈，那一个问题，屈原真正要问的，其实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多莫名其妙、没有道理的事啊？”

这样的说法，很难真正对应上《天问》诡奇、富丽的内容，而且把这么庞大的一套天然、神话、人文问题的数据库只当作是屈原的发泄、感慨，也太浪费了。《天问》毋宁是楚人从他们的多重立体世界观看出去，所看到的众多需要解释或者是无法解释的现象。

从《天问》里，我们得以确实地察知楚文化和周文化的差异，许多被周文化拿来当成答案、当成固定知识的现象或事物，对于不那么现实，不断想象超越、穿越异领域的，具备有这种特殊经验的楚人来说，那些通通都是问题。甚至可以进一步来说：对于周人周文化而言，文字是用来显现、传递答案的，答案是重点；然而在楚人不一样的文化态度中，问题和答案同等重要，甚至比答案更重要，把问题、疑惑罗列下来，和排比一连串不容怀疑的答案，同样具有意义。

《天问》是真正的“大哉问”。周文化中的提问，有问必定要有答。然而楚文化中《天问》的提法，问题没有必然要被回答。问题本身就形成了接近外在世界的方式，世界里充满了神秘的、不可解的现象与事物，这才更接近楚人所感知、所领受的世界。有一块区域，是有答案的；然而在此之外，更广大的区域，是由问题所组构而成。后者这种区域不但比前者要来的广且大，而且或许比前者更有意义、更重要。

如果有对《天问》具体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头去听我在看理想的另一档节目《百家争鸣时：春秋战国经典八部》，在第一章节《楚辞》的部分有比较细致的解读。

虽然将《九歌》《天问》排除在屈原的创作之外，但我们仍然必须给予屈原“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文学作者”的堂皇地位。在他之前有《诗经》，但《诗经》里有作品却没有作者；在他之前已经有了《庄子》《孟子》《荀子》等，但那些是论述，而且不是以韵文的方式所写成的。

“王官学”没落了之后，“诸子学”兴起，因而有了各家的论著。但这些“百家争鸣”的著作，基本上是表达理念、提出公共主张的，他们用文字记录自己所相信的，或记录他们雄辩的论理，不是写自己个人的经历与感受。而且他们通常都是有弟子的，写下来的是一个家派的意见。

写自我经历与感受的，始自屈原。屈原写的，就是强烈的个人经验和激动的个人情绪。他的文字没有要建立一个“屈家”或“屈派”。屈原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战国时期个人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也要在楚文化高度浪漫好恶倾向中才成为可能。他就是一个有着特殊遭遇，有着特殊情感的个人。为个人而发抒，为个人而写。

在现实上，屈原出身楚的贵族，十七岁就少年得志，为楚怀王所赏识，升为“左徒”，也因此早早就卷入了楚宫廷的斗争。楚国当时最严重的政争，源自于两个不兼容的策略路线，一边是“亲秦派”，另外一边是“亲齐派”。这种状况，在战国很普遍，仅存的几个大国间，要如何选择拉拢谁对抗谁，是个不可能有完美答案的大难题。

屈原属于“亲齐派”。国内“亲秦派”得势时，他就成了人家的眼中钉，所以就遭到放逐。“亲秦派”的至高策略目标，是要说服楚怀王到秦国去，表现和秦国不容动摇的亲善合作的态度。“亲齐派”当然就用尽一切办法阻止楚怀王去秦国。结果，“亲齐派”彻底溃败，楚怀王真的去了秦国，而且就被秦国扣押了，最后竟然就死在秦国。

楚怀王去世后，楚襄王继位。对像屈原这样的“亲齐派”来说，楚怀王死于秦这件事足可以证明“亲秦派”的路线绝对错误，新王一定会扭转过来，看清楚“亲齐”才是对的。然而事实却不同于他们的预期。关键在于齐国的态度。就算楚国要改走“亲齐”路线，齐国却不认为和楚联合起来符合他们本身的利益。秦国已经壮大到令大家都害怕的程度，齐国不想挑激秦国的反感，他们只想利用自己和秦国远远隔绝的地理优势自保。

所以齐国不和楚国联合，楚国别无选择，只好又回到“亲秦”的态度上，“亲齐”的屈原于是再度失势被放逐。这一次，他真的崩溃了。曾经提拔自己的楚怀王死于秦，楚国却还继续卑躬屈膝地朝秦国倾斜，于是他投江自杀了。

屈原留下的作品中，他将个人感受展现得最清晰而强烈的，有《离骚》，有《哀郢》，有《思美人》。这几篇里同时也具备高度的南方风格，凸显了南方式的精神内容。

屈原文中动用了大量的象征，在象征架构中明确联系了楚文化，成为战国楚文化的精彩代表。而透过这些象征，他所要传递的，是一份接近遗嘱般的悲愤冲动。用现代语言来说，那是忧郁的表现，忧郁症患者式的忧郁。怀才不遇和政治上的失败，在他身上化为执迷（obsession），纠缠着他，永远无法摆脱。

楚怀王之死，即将降临楚国的终极灾难，屈原视之为自身的灾难，甚至视之为是自己的失败。在这种状态中，浮现了很不一样的战国心理，那就是一种个人精神发展到最高峰，把集体的遭遇、命运予以个人化，成为个人执迷（obsession）的极端表现。

屈原一方面继承了南方的“狂人”风格，他的文章带着狂暴、不受节制的好恶，放纵上天下地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反复回到失败、忧愤主题的执迷。他放不掉，不管他的感受、思考如何上天下地，天旋地转终究还是要以失败与忧愤为中心在那里环绕着。

另一方面，他也和孔子一样，遇到了南方别的“狂人”。《楚辞》中有《渔父》这一篇，不论是或不是屈原写的，所记录的明明白白是一个对世界冷眼疏离的人，用既惋惜同情又不屑嘲弄的态度来对待屈原这种近乎疯狂的执迷。

《诗经》《左传》《论语》里不会有这样的情绪。《左传》里有很多戏剧性的故事，春秋时代的人有我们今天看起来极端的行为，但他们却没有极端的情绪。即使是决定生死的事件，至少在记录中都轻描淡写，视之为当然，没有呼天抢地，没有狂乱嚎叫。屈原的行文却构成了强烈对比——不断地召唤极端的情绪，一直无法自拔地沉溺在忧郁与死亡的阴暗中。

《离骚》徘徊在死亡的边缘，《招魂》则根本就是与死亡共处的描述。《招魂》也不一定是屈原的作品，但那样的文章表现方式，可以让我们清楚看出楚文化中生和死病没有绝然界线的思考和感受方式，这种方式和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屈原。

《离骚》和《招魂》在《百家争鸣时：春秋战国经典八部》这档节目里也有比较细致的解读，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回顾收听。

前面提过，横亘于我们和春秋时期历史之间的一道障碍，是那个时代的人对于更高原则的强烈信仰，忠于原则的强度甚至超越了保存生命的本能。这样的信仰信念，必然和封建制度，封建下的贵族教育有关。封建制度的瓦解、贵族教育的高度变形，因而也必然使得这样的心态被动摇了。

在同一个阶段，战国时期的孟子仍然对人自我控制、自我完成、自我尽善其角色，有着乐观的期待。这是他的“性善论”主张的基础。他相信人可以回来认知“本性”，做好“本性”所赋予你的道德角色。然而到了比孟子稍晚一点的荀子，以及那个时代气势越来越高涨的法家，他们在这方面的看法就不再如此乐观了。他们看到的，是人性的失败，是人性发挥所带来的灾难。越来越难找到人的高贵性，越来越少有人的自我信念所带来的高贵行为。从现实里，就产生了荀子和法家的“性恶论”主张。

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屈原也有他特殊的历史意义。屈原戏剧性地显现了那个时代的悲观、黑暗气氛。人是黑暗的，世界是注定要失败的，梦想期待只会引来忧郁和悲愤。在这一点上，屈原的感性心情和荀子、法家的理性陈述，是一体两面。屈原被动、消极地指向光明希望的破灭，荀子、法家则积极拥抱不再抱持光明希望的新时代的气氛，以此为前提，去创造出不一样的社会构成方法。

在战国纷乱的核心环境中，还有另一部不容忽视的、具有南方文化特点的作品，是《庄子》。要理解《庄子》，我们要先从春秋战国一个特殊的思想变化讲起。

在《论语·颜渊》中，齐景公问政，孔子给了有名的八字简洁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文法上简洁，四组两个字两个字重复，第一个字当动词，第二个字则是名词，如果换成用白话讲，那就要讲得很啰唆了——“做国君的像个国君，做臣子的像个臣子，做父亲的像个父亲，做儿子的像个儿子。”

另外，这几个字在意义上也非常的简洁，简洁到甚至八个字都嫌多，或者换个方向看，八个字能涵盖的，远超过字面上的意思。孔子提出的，是“各归其位”的道理，是什么样的身份，就依照那样的身份行事。不只是君臣父子，所有的身份都一样，都应该要按照身份的规范来做。

能用如此简洁的文法，给那么简洁的答案，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因为那是一个普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时代。大家都能够感觉到，原先身份规范的“应然”和当下行为的“实然”，不再是同一回事了，而且中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问题——“名”与“实”之间的分离。叫爸爸的，看起来不像爸爸，做的事情也不是我们感觉爸爸应该做的；叫儿子的，看起来不像儿子，做的事情也不是一般同意儿子应该和可以做的。从这样的行为混乱上，更进一步，产生了那个时代普遍对于“名”与“实”的困惑与省思。

“叫什么就是什么”，是我们对于“名”与“实”两者之间的根本认定。叫做“桌子”的，就是个桌子；叫做“杯子”的，就是个杯子。有它的“实”才会有这样的“名”，“名”和“实”一直在一起，这是我们使用语言并以语言来知觉世界的根本原则。“名”所指涉的“位份”，又是封建宗法中最要紧的一环。

封建宗法的核心，是用亲属关系来决定人与人应该要有的互动行为。在封建宗法中，最单纯的两个人互动，如何互动，甚至为何要互动，都是由这两人在封建宗法中的相对地位所决定的。我要知道的，不是你是谁、叫什么名字，而是你和我是什么样的关系，最容易让我掌握你和我之间关系的，则是：我应该要怎么如何称呼你啊？

叔叔、舅舅、表弟、堂姐、伯公、姑婆、姨婆……每一个称呼，同时也就代表了一种互动模式。针对这样的称呼，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的，什么是必须要做的，什么是不一定要做的。任何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都是在这庞大而且紧密的宗法关系中互动的。

封建宗法维持正常运作时，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句子。那就是单纯的“君臣父子”，叫什么就是什么，没有“叫什么就该是什么”的问题。孔子会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为现实上不再是如此理所当然的“叫什么就是什么”，有了“名”和“实”的分离断裂。那面对这种情况，庄子会怎么看呢？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中会继续为大家解释。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