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鲁迅，我是许子东。今天是第六十二集。

各位，我们今天要读鲁迅晚年所写的几篇非常重要的论战文章。鲁迅这一生“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但这次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卷进文艺论争之中。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至少有六次文学论争，鲁迅卷入了其中的五次，而且都是主角。

第一次论争是20年代末，鲁迅和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是鲁迅与年轻的革命作家的论争，后来是以这些革命作家认错、求和结束。

第二次论争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关于翻译和文学阶级性的论争，当然梁实秋背后还有“新月派”。当时在气势上鲁迅是占了上风，但是文学究竟是表现人性？还是表现阶级性？这样的理论问题，一直到今天其实我们还是可以讨论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坚持不同的观点。当时年轻的留学归来的梁实秋，经过那一次的论争之后也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就一蹶不振。后来他一生翻译莎士比亚，他中后期的散文《雅舍小品》在五十年代以后是中国现当代散文当中的精品、经典，销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大的。

第三次论争是鲁迅、冯雪峰和“左联”作家批判国民党文人，也就是王平陵、黄震遐这些人所代表的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这场论争的结果呢我们之前讲过，鲁迅他们一方完胜。

第四次论争是瞿秋白与茅盾之间关于“文学大众化”的争论，这次鲁迅没有参与。

第五次论争是鲁迅和“左联”批判“第三种人”，也就是施蛰存、胡秋原、苏汶等人，当然看上去也是“左联”一方明显获胜。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最后一次论争发生在1936年，历史上称之为“两个口号”之争。

这一次却不能说是鲁迅明显获胜，但也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方胜、哪一方负。这次的“两个口号”之争，在文坛派别与人事上的影响，比前面几次更为复杂深远，对鲁迅先生晚年的心情与身体来讲，也是消耗最大的一次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