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司马迁所写的《太史公自序》里，收在《史记》的最后一篇，司马迁用自己和大夫壶遂的一段对话，来表达自己对于“继《春秋》”这件事的思考。我们在上一集音频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主要就是司马迁对壶遂的回答。

不过壶遂接着问了： “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那是壶遂的质疑，质疑说：“《春秋》是孔子为了要应对乱世，要替乱世提供警戒，要拨乱反正而作的。但现在你说你要继《春秋》，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同样的乱世，所以你觉得应该要效法孔子作《春秋》的精神来写历史？我提醒你啊，这样的看法大有问题！我们现在，上面有英明的皇帝，下面有能干称职的臣子，样样事物井然有序，那你还想要说明什么？”

这真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啊！壶遂事实上是在提醒太史公司马迁：“你用这种方式看待《春秋》，却又要在今天继承《春秋》的精神，天呐！这要得罪多少人！上至皇帝，下到众臣，相当于这些人一并都被你否定了！你真的觉得还要采取这样的态度与立场？”

太史公用六个字回答了壶遂的这个关键而且带有挑衅意味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唯唯！否否！不然！”这样的回答要翻译成英语，反而会更明确、更传神，因为现代英语里有很类似的表达：Yes and no. Rather more no than yes（你说得对，但也不对，道理比较接近不是。）

太史公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