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上一集我们讲到，魏晋时期出现了很多由世家大族所建的大庄园。其中最著名的大庄园包括谢家的庄园，因为谢家出现了谢灵运这个人，而留下了特别的记录。《宋书‧谢灵运传》中完整收录了他写的《山居赋》，《山居赋》的重要史学价值就在于，它详细描述了大庄园内部的情况和运转模式。我们可以从经济史的角度而非文学史的角度来阅读这篇作品。

《宋书·孔灵符传》中另外有关于孔家庄园的记载，说：

“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

孔灵符家本来就很富有，拥有庞大的产业，他们又在永兴建立了另一个庄园，这个新建出来的庄园有多大呢，庄园方圆三十三公里，面积有两百六十五顷，每一顷是一百亩，每亩百步，粗略计算就知道这庄园有多大了。另外庄园还包括了两个山头，另有九座果园。

庄园里的果园长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参考《山居赋》的说法：

“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乍近乍远。罗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涧，森疎崖巘。杏坛、郐奈园、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棃枣殊所。枇杷林檎，带谷映渚。椹梅流芬于回峦，椑柿被实于长浦。”

谢家的庄园也有两个山头，分别是北山和南山，里面还有悬崖、瀑布、小溪、大河、池塘、沼泽。园子里刻意安排栽种了不同的树木，在不同的季节生产不同的果实，杏、桃、李、橘、栗、枣、梨、梅、柿，甚至有枇杷、苹果...果实结满时，布满山谷的颜色和形体，映照在水面上，十分美丽！

仅仅是果园就那么丰硕，我们可以推想庄园中更基本的谷类生产，当然不会有问题。南朝出现的这种庄园，是一个在生产上自给自足的小王国。越大的庄园就越能生产所需的一切，为了追求自给自足，庄园所需的面积也自然就一直不断地扩大。这使得经济朝向生产自给自足发展时，又牵涉这段时期货币的失灵，货币系统瓦解的现象。

自给自足的庄园，减少、甚至取消了与外界交易的需要。

造成交易减少的一项因素是，交易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没有货币中介的情况下，不管是要买还是要卖，都很麻烦，不如干脆想办法在庄园范围内安排所有的生产。缺少了什么，就让庄园内部扩展什么样的生产。于是，庄园越扩越大，而且庄园所需的地理条件，最主要是土地的多样性，要求也就随之不断提升。

在这个时期，货币使用的状态，几乎退化到自春秋以来最糟最低的程度。根本原因是铸铜的成本太高，使得铸造铜钱来作为货币，变得不切实际。

中国核心区域开始采铜加工，可以远溯到商代，到了谢灵运的时代，已经有了大约两千年的时间了。这意味着比较容易发现、容易开采的铜矿，大概都被采光了。要再进行采矿，必须到比较偏远的边境地带或对技术要求更高更深的矿层寻找，然而在当时的局势下，技术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而且边境一团混乱，并不在朝廷控制下，不可能维持像采矿这种事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

另外，就算找到了铜矿，铸铜过程中还需要有锡，高温则需要有足够的燃料，还需要通过交通运输将各种原料送到同一个地方。所有这一切，在战乱频仍的时代，都变得越来越难，耗费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还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铸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创造了铜器的需求，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器具是用铜铸造的，于是铜器和铜钱之间，又产生了竞争关系。能够用来铸钱的铜，也能用来铸造器具，是铸钱还是铸造器具，那就要看哪一样能带来更多的利益了。

如果铸铜的成本高到一定的程度，铸造铜钱所需的花费，就会超过铜钱本身的交易价值。这样，朝廷就必须重新思考该不该铸铜钱，乃至重新思考货币的功能和意义了。

这个时期，关于货币，人们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态度，互相争议。

一种最简单的态度，有人出于直觉，感受到财政上的困难，就主张应该多铸钱。朝廷铸了钱，有了钱，不就能够富起来，就能够解决财政困难了吗？

这一派人还主张，没有足够的资源铸钱，那就可以铸“大钱”，也就是将原本的五铢钱做得大一点，然后规定新的“大钱”“以一值百”或“以一值五百”，甚至“以一值千”，这样不就多了很多可以用的金钱额度了吗？但很显然，这种观点违反了基本的货币经济原理。

货币经济原理告诉我们，这样做会产生的结果，不是朝廷或社会上有更多的货币可以使用，而是货币会迅速贬值，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新铸的钱所含的贵重金属成分，和原有的古钱不成比例，就会使得人们弃金从古，“唯用古钱”，只有汉朝铸造的五铢钱还有公信力，并且还能流通，新钱铸了等于白铸，在市场上无法发挥流通交易的作用。

因为铜钱价格贬值而出现的另一派主张，是认为必须保持铜钱的内在价值，应该“不惜铜，不爱工”来铸钱。不能够粗制滥造，铸钱务求技术精良，这样才能让钱币发挥作用。从道理上看，这主张是对的，然而在现实上却仍然行不通，要“不惜铜，不爱工”来铸钱，成本太高了，尤其是与还在流通的古钱相比，新钱成本远高于古钱。而且，要“不惜铜”谈何容易，没有便于开采的铜矿提供原料，如果从民间收购铜器，又必然会造成铜价全面上涨。

所以这种做法也行不通。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主张，干脆放弃铸造铜钱。“废钱用谷帛”，交易就退回到以实物为媒介的形态，如此将铜省下来，作为铸造器物的原料，反而有助于生活。

魏晋南北朝时代，这三派意见来回争执，争来争去还是无法解决铸铜成本太高的问题。

因而，一个难以阻挡的结果是，铜钱逐渐在市场上消失了，钱越来越少，交易也就越来越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布帛开始部分替代了铜钱的交易中介功能；布指的是麻布，帛则是丝帛，帛的价值高于布。布帛用于交易，受益于南方桑蚕生产的发展，北方的种桑、养蚕到缫丝的技术传入南方，进入庄园经济生产中，由原本家户手工业转变为集中生产，这就扩大了丝织品的产能和产量。

南朝经济史上，曾经出现过李剑农先生专门讨论的“绫机之变”（《中国经济史稿》，1947年讲义，后分三册出版）。“绫机”，指的是一种新型的织布机，织出的新布，就称为“绫”。绫机的特色是有更多的纵横丝轴，因而可以织出更多复杂的纹样，也就为织物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在南朝的经济文献中，可以看到，相关的价格计算往往直接是以“匹”为单位，如果没有特别注明，指的就是绢帛。庄园制带来人力和技术上的集中，造出更有价值的绢帛，使得这样具备自身价值的实物取代铜钱，具备了货币的功能。

我的老友唐诺在《文字的故事》里提过一项理解过往文化和智慧的方法，那就是查考《康熙字典》，找到那些我们今天基本不用、也已经不认识了的字。在前面讲中国的汉字发展时间，我们也提到过，唐诺举的例子是看看部首中的“马”部，你会发现有好多字，而且除了极少数的几个，里面绝大部分的字我们都不认识了。这些字的存在，就证明了中国人的生活与马非常亲近，那个时候创造出许多与马有关的文字来分辨、记录不同的马，以及诸多与马相关的现象和活动。马渐渐从中国社会，还有一般人的生活中淡出，因而这众多的字就都变成了“死字”，也就是不再通用了。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糸（纟，读mì，俗称‘绞丝旁’）”的字部上。这个部首里也有很多我们今天已经不认识了的字，这也显示了织造物在中国有过辉煌的发展与成就。

铜钱的生产，需要大量的原料和挖掘运输等条件，很明显的，这些资源会掌握在中央集权的朝廷手中。相对而言，绢帛的生产却可以地方化，世家贵族的庄园就变成了最主要的绢帛生产中心，铜钱流通不畅，转而绢帛兴起，显然又进一步巩固了世家贵族对于朝廷的权力制衡，朝廷虽然有自身的官营工业，也生产绢帛，但朝廷无法垄断绢帛的生产，更不可能禁止庄园生产。

庄园在经济生产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王国，小王国范围内所需的东西，几乎都不假外求。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活动差不多已经减到了最低的限度。那么，新兴的绢帛货币，还有什么用处呢？

第一，庄园以外的社会交易活动，在铜钱几乎丧失货币功能的环境下，只好诉诸于绢帛来进行买卖；第二，大部分和朝廷有关的财务问题，无法以实物处理时，那就必须用绢帛来进行。还有第三种用处，那就是世家贵族可以用绢帛来交换庄园中不生产、无法生产的东西。

已经自给自足的庄园，还需要什么呢？答案是最需要拿去换的是奢侈品。

因为这不仅牵涉到上流人士普遍的虚荣心，而且涉及复杂的世家地位争夺和维持问题。

炫耀斗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远方来的物品，比如玑珠、犀角（犀牛角）、象牙、玳瑁、香料等，这些物品都是晋室南迁之后贸易的大宗，也就是用绢帛交换的主要对象。像著名的石崇斗奢的故事，斗的是什么呢？是珊瑚。

在这样的环境里，专门的奢侈品经济出现，进而在奢侈品贸易的刺激下，又出现了进口中心和出口中心。这样的中心，就落在南朝最重要的四个城市。

进口的主要中心，当然是王朝中央所在的建邺（建康）；此外还有一个中心则是京口，也就是今天的镇江，因为那是谢家所在之处，也是北府兵的根据地。北府兵会以京口作为根据地，因为这里是庄园经济的核心地带。北府兵的兵源是庄园部曲，世家们提供了原本的私兵，另外还有朝廷提供的支持和补助，交由谢家去练兵，这就是北府兵的确切性质。所以北府兵实际上仍然带有强烈的私兵性质。

借由朝廷和庄园经济的运作，建邺（建康）和京口就变成了奢侈品进口中心。那么奢侈品从哪里来呢？和海洋有关的珍稀物件，主要是从广州来；与生活享受有关的高级物件，则主要从成都来。成都的一个特产是“蜀锦”，即使南朝桑蚕工业高度发达，“蜀锦”仍然是最高等级的织物，是无法被超越也无法被取代的超级品牌。

这四座城市的商业活动当然不限于奢侈品进出口，不过奢侈品经济的存在确实是让这些地方能在混乱时代还发达繁荣的主要因素。奢侈品经济越兴盛，也就越有利于世家贵族，因为奢侈品的进出买卖也都控制在他们手中。那个时代几乎没有自由贸易的商人，想要做生意，先得拥有交易货币，也就是绢帛，于是谁手上掌握了绢帛的生产，也就同时掌握了商业贸易。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