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南朝的贵族门第分为两种，叫做吴姓和侨姓。两者都是世族大姓，但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就能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差异，吴姓的地位不如侨姓。晋元帝刚到南方时，王导借助吴姓顾家的协助，稳定了东晋政权，然而，王导提议让自己的儿子娶顾家的女儿时，顾家却没有接受。不是顾家骄傲，不肯嫁女儿，顾家是不敢接受，其实是他们认为自家的地位与王家的相差太远。

当侨姓世家带着庞大的佃客队伍，有组织地进入南方，凭借这样的组织势力封山占泽，原本是主人的吴姓世家反而成了弱势的一方。这样的情形早已经固定了，吴姓世家没有野心也缺乏大量人力进行类似的活动。从北方来的人，不管他是怎么来的，势必定优先选择投靠比他先到来且已经站稳脚跟的北人势力，不太可能依附吴姓南人。

另外一项关键因素是，这些吴姓尽管是大姓家族，但他们没有像侨姓那样封山占泽的自由，在侨姓迁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入籍了，由朝廷管辖。吴姓世家是黄籍，而新来的侨姓则是白籍。前面说过，黄籍、白籍的名称源自黄籍记录在竹简上，白籍则记录在纸上，黄籍是旧的，白籍是新的。不过更重要的区别却在于，黄籍是原有的、固定的，白籍却是新增的、临时的。

西晋灭了原来的吴国，那时朝廷还有足够的力量将先前吴国的户籍全部接收，予以管理。所以这些吴姓世家中属于他们的荫客、荫户仍然登记在国家的户籍中，由朝廷掌握。登录在白籍上的侨姓就不一样，朝廷承认他们是临时逃难来到南方，将来还要回到北方去的，毕竟晋元帝不可能在迁到南方时就宣告不再回去了。当时的心态，必然认为这种户籍是临时的，虽然人在南方，眼里看到的却是北方故土，所以相应的一切措施都是临时的。既然是临时措施，那么白籍的作用就不是反映北方世家来到南方后的现实情况，而是记录保留北方原本的情况，记录什么样的人从什么地方迁过来，在迁徙之前他们在北方如何，准备将来回到北方之后用的。

这样的趋势发展到第二阶段，白籍才稍微有了让朝廷了解北来侨姓概况的作用。不过白籍始终都是临时的，与黄籍不同，并没有严格地登录所有丁口，只是含混笼统地以家或宗族为单位，实际上承认了世家大族统领丁口的权利。这样的做法，当然就给了白籍侨姓很大的自主空间，他们可以自由拥有大量的部曲、佃客，后来还能自由收纳更多的流民，甚至在封山占泽的过程中收编当地既有的人口。如果有村落被占了，他们可以权衡利害，看看是要搬离另找出路，还是干脆和新来的主人合作，于是他们就会从原有的户籍中消失，成为逃户，接受侨姓大户的保护，不再承担对朝廷的责任。这些事情都在朝廷监管范围外进行，朝廷是控制不了的。

因此，吴姓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就无法与侨姓相提并论。所以为什么后来桓温、刘裕都要推动“土断”？“土断”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黄白籍合一，取消白籍，所有的人都按照黄籍的方式登录为朝廷的编户齐民，上缴赋税。

不过，“土断”实施的手段很温和，只是要求从一个特定的时间开始，原本白籍范围内新增的人口，必须如实登录在黄籍上，它并不打算要追查原本侨姓世族所属的人口，也不打算让他们都成为朝廷课税的对象。

即使是这样温和的办法，也还是明显侵犯了世家大族的权力，必然遭遇他们的反对和抵抗。经过漫长的角力，朝廷陆续不断推出新的制度，门第贵族的的经济势力逐渐受到裁抑，这样下来，直到隋唐时期，朝廷、皇家相对于门第贵族的地位和权力也才逐渐上升。

在东晋，王导、王敦所在的王家，或者说谢安、谢玄的谢家，他们都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朝廷官员，他们更是庞大庄园产业的主人。从东晋到南朝的这些世家贵族们，他们一方面和朝代更替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有更切身、更重要的家业需要看管和照顾。这些人他们和朝廷是合作共生的关系，并不是真的依赖朝廷。另外，相较于他们的家业，朝廷给他们的官职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前面说过，“清官”对应于“浊官”，而这时“清”与“浊”的划分，和一般人们理解的标准很不一样。他们的“清”指的不是“清廉”，而是“清逸”，是一种和世俗事务保持距离的态度，对一般人所热衷的他们要故意表现得不在乎。这种“清官”，他们不愿意花时间和费力气在官场事务中，显然不是后世花时间费精力认真做事的“好官”、“清官”。在他们眼中，认真做事是“浊官”才会有的态度和行为。这些“清官”能这样“清”，是因为他们有世家背景，他们不依靠朝廷，只需要摆出和朝廷合作的姿态就够了。

不过，这种表现在外的“清逸”，应该也不是世家贵族生活的全部，毕竟回过头来，他们还要经营庄园家业。这个时代的一个流行风气是“清谈”，强调潇洒不羁的人生意趣，然而在“清谈”发展的同时，还有强大坚实的家学，尤其是“礼学”，作为必要的知识的内容。如果这些世家贵族真的都像“清谈”或像大家都知道的“竹林七贤”所表现得那么潇洒不羁，为什么“礼”在这个时代也同样得突出呢？

家学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是家谱学，它对宗族系谱进行详细的记录。中国家谱学在这个时候发展到高峰，原因就在于这背后有庞大的庄园产业，与庄园相关的利益和权力，都需要在家族内部进行安排。“家谱”可以确认每一个人在这个家族中的身份，而“礼学”则精细地规范了每个人在家族中的合宜行为和责任，这就是“礼”最重要的内容，这样庞大而复杂的家族才能在这种礼的系谱底下正常运作。

这些运作的状况和细节，不会出现在前面提到的谢灵运的《山居赋》这一类的文献中，但却是这个时代经济、社会的基本，需要我们更用心地从各种史料中认真挖掘出来。

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在这个以贵族门第为中心的时代，为了显现贵族的特殊地位，他们的生活中常常带有高度的表演性质，通过各种仪式来突显与其他人的差异。当时流行的“清谈”和豪奢斗富，其实都同样基于这种外在的、表演的动机。

同时，让我们不要忘了他们还有内在的一面，门第贵族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经济和政治事务。外在表演的浮夸与内在低调的谨慎，这两面加在一起才构成了真实而完整的历史面貌，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六朝门第和六朝经济状态。

而再下来，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贵族或士人群体，他们也创造了更多的文化影响力。这也是酝酿在这一时期的独特现象。

夸张无节制的风格，体现在人的行为上。像是刘劭的《人物志》，这本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讨论“偏材”，反映出这个时代中值得被看见、值得被记录、值得被模仿的人，与之前之后的时代都不一样。这个时代的人不是中正平和的人，而是在能力和性格上，有所集中、有所偏倚的人。另外一部代表这个时代的重要的著作是《世说新语》，它是在中国历史上一本空前绝后的奇书，正就在于它所收录的都是这种“偏材”的示范。

有意思的是，用来记录这些奇言怪行的文字，本身也呈现出同样的夸张无节制的风格。六朝文学远比之前的汉朝文学来得华丽铺张，在修辞上明显出现了很多对于“语不惊人死不休”效果的追求。行为上的夸张无节制也就会更进一步和修辞上的夸张无节制彼此加强，互相缠绕。这个时代留下了许多夸张行为的记录，用传统中国的价值观来看，会觉得很不习惯，而且很难判断它的真假。然而不论行为本身是真是假，这种夸张、无节制风格却是那个时代再真实不过的潮流趋向。

说到统治者与社会的脱节，我们今天会想起晋惠帝的名言：“何不食肉糜？”百姓饿肚子没有饭吃，皇帝问的竟然是“他为什么不吃肉粥呢？”这够荒唐、够夸张吧？

说到奢侈，很多人心中立即浮出的名字，一定会有“石崇”吧？尤其是石崇和王恺斗富的一连串故事，千年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意识中非常重要的负面教材。事实上，很多六朝人物和六朝故事都是以荒唐的负面教材的形式后来在中国历史中流传的。其中的根本原因，正就在于，六朝整体的时代价值观，与之前之后都不一样。六朝的历史记录中，有空前最聪明的人、有极其廉洁的人、有最英勇的人......不过更多的是最愚蠢的人、最邪恶的人、最浮夸的人、最放诞和疯狂的人......

要解释清楚这些人物出现的原因和在那个时代人物的具体特点，我们需要回溯到曹魏时期一路流传下来看待人物的标准和观点，在下一集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来为大家解读。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