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余英时他对于胡适的思想史地位所进行的特殊的解读。他特别提到了在1917年这个时候，胡适回到了中国，他回到中国的时候，他带着一种特别的态度，提供了一种“对的答案”。

胡适在美国他念了两所学校，刚开始是中国送留学生出去的留学制度，他去了康奈尔，他念的是当时朝廷认为中国非常需要的农业，他念农业念了一阵子，那个是在中体西用的典范当中，对于西学的概念：西学就是应该在实际上有用，所以和技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学农业既实际，又有用。

可是到了康奈尔没有多久，胡适就觉得越来越受不了，不只是他对农学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更进一步的他产生了基本的态度：要学西方，学什么？就应该学最根本，最有价值、最重要的——那不会是农业技术。

从原来学农学到这个时候，他转而攻读哲学。先在康奈尔学哲学，后来在他的人生有关键的转折，他又转学到位于纽约市最热闹的这座城市当中的哥伦比亚大学，这不是他算计好特别安排好的。可是他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虽然只待了两年的时间，他拿到博士学位就回到了中国，但曾经在哥伦比亚待过的这两年，使得他回去的时候身份改变了，得到了一个最特殊的身份，因为他就变成了杜威（John Dewey）的学生。

杜威的哲学深深地影响了胡适，还有杜威的学生这个头衔、这个身份，对于胡适如此的理所当然。杜威最重要的影响，那就是在哲学立场上所提出的实验主义。所有的一切，在杜威的实验主义改变了哲学追求上看待真理的态度——

本来是哲学要去探求真理，真理是可以被找到、可以被呈现、可以被掌握的某一种东西。我们从各种不同的方向，例如说康德是从知识论的立场，告诉我们真理如何可能。也就是大家都把真理当作是固定的目标，像是一个圣杯一样，远远地不知道藏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出发去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