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余英时对于中国史学史他也有他非常深刻的认识跟理解，尤其是放进到中国近代思想史当中，如何去体会史学这件事情，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跟理解如何受到现实的影响，并且同时回过头来影响了人们对于现实的向往，或者是对于现实的因应方式。

余英时他非常喜欢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这本书里面所提出来的典范说，典范说有它复杂的地方，余英时运用的时候，也尽量保持了其中的复杂性。

以典范的角度来看，胡适在1917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到了中国，就扮演了新典范催化剂的作用。相当程度上胡适摆出了清楚的姿态，那就是他不接受，他也不需要依循着原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条旧典范的路线。

胡适并没有真正提出新典范，但他已经摆出了一个摧毁旧典范、不再依循旧典范的明确姿态。所以从提倡白话文，到在北大开课上中国哲学史，截断众流，从诗人时代开始讲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哲学，他提供了重要的刺激，给当时在北大读书的例如说像傅斯年、像顾颉刚，乃至于罗家伦、蒋梦麟他们这一批人，给他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

在受到冲击的大潮流底下，他们纷纷借着胡适的领导，理所当然抛弃了原来的旧典范，这是第一个阶段。

但旧的典范被抛弃了，还是必须要有“大才”，才能够产生突破，建立新的典范。到了1923、1924年，那就是顾颉刚所做到的，他提出了古史辩。

顾颉刚完全符合托马斯·库恩他所解释的新典范创建者应该要具备有的条件：一方面，对于原来的旧典范具备有认知跟理解的基础；另外，在旧典范的环境当中，他又是一个局外人（outsider）。有这样的双重条件，所以顾颉刚提出了自己的新典范。新典范确立了，旧典范消灭了，等于是新典范在旧典范的废墟上面给建立起来了。

不过光是胡适到后来顾颉刚还不够，因为余英时又特别凸显了傅斯年的重要性，傅斯年扮演的角色和顾颉刚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