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在1973年的时候，余英时他从美国哈佛大学请了两年的假，他回到了香港。在香港那就必然让他想起1950年到1955年，那个时候他作为一个新亚书院的学生在香港的经历——

那个时候虽然还身份上是学生，不过除了读书做研究之外，他是如此深切地介入到从1949年大批来到香港的、后来称之为叫做“第三势力”的活动。用香港人讲历史的方式来说的话，那又称之为叫做“南来文人”的活动。

“第三势力”和“南来文人”不完全一样，不过有相当大的部分重叠。不管是称为“第三势力”或者是“南来文人”，很关键的一件事情，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香港？因为在政治的态度立场上，他们既非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认同共产党，所以叫做“第三势力”。

而“南来文人”的名称则是因为，他们最重要的活动表现得最清楚，那就是：在社会上他们写文章、办杂志，他们在各个不同的方面丰富了当时香港报刊的文化。余英时那个时候很年轻，但他就介入第三势力/南来文人他们的报章杂志活动。作为一个学生，余英时当时已经累积了丰富写报刊文章的经验。这和他到了学术界写学术论文所展现出来的目的还有关怀是很不一样的。

1955年余英时离开了香港去了美国，他和南来文人、第三势力在互动交往的过程当中所培养出来的能力和习惯，到了美国被迫中断，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在美国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哈佛大学研究生，研究中国的历史，用英文写合乎那个时代整个学术界里面所要求的学术论文。

余英时其实他从来都不喜欢写这样的论文。所以等到1973年，他回到香港，这个记忆回来了，那就是和报刊文章以及一般报刊文章读者中间所产生的那样一种联系。这个转折分成两个面向呈现出来，后来这两个面向又交杂交叠在一起：他转而用中文写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还不止如此，他就格外地关心那个时代中国的现实，因而有了不是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而是为一般报刊杂志所写的文化评论，乃至于时论。那个时候报刊杂志从香港更进一步拓展到台湾，都是余英时写文章、刊登文章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