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节目中，我们共同分析了在联合国体制下塑造的全球国际秩序，以及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今天，如果我们重温1945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尤其是它的序言和核心条款，然后再去对照历史和现实中，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的运行情况，相信各位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悖谬感。就像是我们最近在看国际新闻，无论是俄乌冲突，持续了多年的叙利亚战争，甚至是这几天关于日本核废水排放的争议，我们似乎都没看到联合国起到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当初《联合国宪章》所承诺的人性尊严和普遍和平，并没有按照二战之后，宪章的起草者们所设想的那种模式运行，也没有以生活在这个体制下的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也就是说，《联合国宪章》所承诺的乌托邦式的国际秩序，遭遇了“现实化”的困境。人性尊严和普遍和平，恰恰是在公开的分裂、斗争以及对抗中，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实现。而且，在这个“现实化”的过程中，战争并没有被彻底消灭，它只是丧失了重塑国际秩序的能力。在联合国体制下，战争被吸纳进这个秩序的运行逻辑之中，再也不会成为打破这个秩序的外部力量了。

在今天的世界，如果期望通过一场战争或一系列的对抗，就改变现有的国际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联合国体制与在此之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凡尔赛体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联合国体制在处理国际秩序和国内秩序的关系时，原则发生了重大变革。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凡尔赛体系中，国内秩序在逻辑上是优先于国际秩序的，而在联合国体制下，情况恰好反过来，国际秩序是优先于国内秩序的。最典型的是二战之后对于日本问题的处理。根据战后日本的新宪法，日本放弃自身的国防诉求，甚至在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判决中，都承认了美国军队常驻日本的合宪性。这就意味着，出于对东亚-太平洋秩序的考虑，日本放弃了一个完备的国内秩序的建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