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继续来为大家整理佛教进入到中国，尤其是到了唐代，所发生的种种转折变化。

在魏晋南北朝“格义”的阶段，中国人已经透过直觉、透过文明最根本的价值信念，感觉“大乘”观念比“上座部”，或者称之为“小乘”的观念要来得容易接受。

“上座部”教理从中国的集体价值观看去，是“自了汉”的追求，累积了智慧、看破虚像，是为了让自己能解脱痛苦，进入静寂涅槃。“大乘”则是所谓的“菩萨道”，认为轮回的无穷苦，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上座部”的目标是自己能离开轮回无穷苦，“大乘”却是要让轮回无穷苦消失。显然“大乘”的集体关怀以及寻求集体解决的思考，比较接近中国立基于“圣贤”形象上的道德观与生命观。

隋唐之后，这样的区别多了一层思想上的解释，说明为什么“大乘”比“小乘”要来得高明。“小乘”相信的是“性空法有”，意思是一切的现象与事物都是偶然因缘所创造的，没有必然性，而且会不断生灭变化。“我”是由意识不断流转所构成的，没有一刻停留，但我们却以为有一样可以被掌握的“我”，这就形成了“我执”，也从这里而有了人生种种的痛苦。所以要破除误会，理解一切都是因缘，没有本体，也就没有“是”，只有“如是”，得到看穿内在“空”的真相的智慧，理解管辖这一切的“法”，“法”才是一直存在，具备不生不灭不变化的恒常性质的。

然而“大乘”却不停留在“法有”的观念上，还要更进一步地探索，或更进一步地破除——其实就连“法”也是“空”。在这点上，“大乘”超越了“小乘”，更彻底，也更高妙。

对于“大乘”佛理在中国的发展，最重要的佛教文献，是龙树（Nagarjuna）所传的《中论》。《中论》所论的“中”指的不是物理上的位置，空间上的“中”，而是论理逻辑上的“中”，指的是“既非此也非彼”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