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讲到了唐朝，我想很多人立刻想到的是唐诗。唐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我们在讲唐朝的历史的时候，不可能绕得过唐诗。

不过有一个大的问题，清康熙年间所完成的《全唐诗》一共收录了两千两百多位诗人所写的四万八千多首诗，这么庞大的文本资料，要如何读起又要怎么理解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数字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

那就是，那个时代的诗人很多，《全唐诗》并不是在唐朝刚结束的时候、一切资料都还齐备存在的时候所编辑的，而是在将近800年后，显然很多资料都已经散佚了，却还能够收集到那么多诗人的作品。另外，要考虑到唐代人口当中必然还有很高的文盲比例，去除掉根本不会和文字阅读有任何关系的大多数人，这个数字就更加惊人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写诗？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写诗和科举考试有关。唐代“以诗赋取才”，会写诗的人在考试当中容易出人头地。但再追问一下，为什么要考写诗呢？为什么不是考别的项目、检验别的能力，而是偏偏重视写诗的能力？

科举最早在隋代设立的，从北方来的杨氏政权灭了南方的陈朝统一了天下，然而统一之后掌握大权的隋炀帝却被南方文化强烈的吸引，他喜好、他羡慕南方的文化。隋炀帝开运河南巡，不只是要更方便地接近南方，去体会南方的气氛，更重要的是，在他心中是将南方视为文化正统的，他会特别意识跟特别注意到南北差异。最大的差异之一就在于南方诗学发展上领先北方。尽管后来初唐的一些文人，比如说陈子昂，他们瞧不起南朝奢侈华丽的诗风，才在反对《玉台新咏》的那样风格上，建立了自己新的唐诗传统。不过，像《玉台新咏》那样的风格却正是隋炀帝所喜好、所羡慕的。

因为北方人写不出这种诗来，以这类诗的标准来看，北方人根本不会写诗。尤其关键的是北方士族的家风教育所强调的是“礼学”，礼貌的“礼”，他们就不会写这种诗。南方的诗透露出一种颓废、情欲、奢靡。正好对反了“礼学”当中的要求，所以诗就呈现为具有高度南方特色、甚至是代表南方正统文化的形式。

而之所以要建立科举制度，就是为了要摆脱士族对于人才的垄断，让朝廷可以在士族子弟之外找到新的不同的人才。那不一样的地方，看来看去真的很关键的就在于诗。

科举一开始，诗赋就成为考试的项目，有些科要考诗、有些科不考。到后来，考诗的这种项目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考诗的项目相对的地位就一直不断地下降。这样的变化起伏仍然和六朝的士族政治是有关的。新时代的朝廷所要找的是和旧士族有着同样教养，但却不会依赖旧士族的势力，而会听从服务王朝、朝廷的人。如果你能够写诗，诗写得够好，那你在身上就有让北方士族都羡慕的教养，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但是你又显然不属于他们，你就可以得到朝廷的信任。

所以，写诗就成为社会向上流动的一项关键的能力，当然就鼓励了许多人努力学写诗，凭借着写诗来出人头地。

科举当中“进士”的这一科越来越重要，由此得到的身份能够和世家贵族平起平坐。还有一个理由，因为写诗比写文章困难，要掌握明经科的考题、在考试当中写出好答案，所需要花费的努力和时间，比不上应进士考诗所需要的诗赋能力。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和考试有关的近体诗发展出越来越严格、也越来越难以熟练掌握的要求。近体诗短，而且不只是短，规定就这么4句或者是8句，排除了在考试当中有人写10句、有人写300句，因规模不同所带来的评断困扰。没得商量，如果你写的不是4句、8句，但你所写的就根本连被评分的资格都没有了。

如此就产生了一个客观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接着就看应考的人能不能“平仄虚实”。“平仄”指的是声音上的抑扬顿挫，“虚实”指的是字义上的对仗。这都有规定，而且很容易犯错，稍有犯错或者是运用得没那么熟练，也就立刻被淘汰了。光是掌握这些规律，能够灵活运用而不犯错，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还需要一定的天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得来、学得好的。

设定了这样的门槛，就降低了“诗赋取士”的主观任意性，也就在社会上制造了连锁反应。科举让本来没有机会进入官僚体系、没有办法向上流动的家庭，得到了机会，他们也就有了高度的动机让子弟进学识字，毕竟识字是这一切的起点。因此，唐代社会的识字率明显高于之前的六朝。

在这种集体环境当中创造出许多可以写诗，甚至必须写诗的原因，也有很多练习写诗，观摩写诗的机会，也就比较能够把诗写好写精。没能进入到这种生活形态圈，或徘徊在圈子外围的，不管自己多么努力，都很难把诗给写好，更难让自己的诗得到注意、得到评价。

诗原本是从六朝贵族文化里来的，六朝诗人的身份很单纯，他们的出身都差不多，都是世家贵族。六朝诗当中，陶渊明有特殊的地位，一部分就在于他的身份和像谢灵运那些人都不一样，他不求官、他不经营庄园，他真正住在农家之间，这都不是世家身份的其他诗人所拥有的经验。

而唐代相对的，在这方面就驳杂多了。因为是科举必考，于是许多不具备世家贵族身份的人都来学写诗。诗人的社会成分变得多元，而且通过这种诗人集团的相互影响，就使得诗所能够承载的内容更向社会开放。这样的诗人当然就不可能继续写像《玉台新咏》所收集的那种“宫体诗”，那种因为生命经验封闭有限所产生的华丽浮夸的美学标准，也就必然遭到了扬弃。

诗所反映的经验多元化了，诗的语言也随之多元化。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诗的领域不断扩张、不断多元化，但另外一方面，产生扩张多元化的动力又来自于科举，必须在考试所需要的严格规律当中来进行诗的创作。一边是开放、是伸展的，一边是收束的、是限制的，这中间就有了强烈的紧张，这份紧张也就刺激并诞生了唐诗最大的活力。

理解了《全唐诗》数字的意义，让我们再回来讨论：数量庞大的唐诗要怎么读？

一个平庸的答案，但似乎仍然是最好的答案，那就是从最好的读起，从李白、杜甫这样第一流的诗人诗作来读起。

不只是由文学欣赏的角度，从历史的认识跟理解角度来看，也应该从李白杜甫讲起，以李白、杜甫作为唐诗的核心，能够帮助我们整理唐诗的系谱。对于唐诗的来历和变化，可以发挥彰显和归位的作用。

先说李白，今天留下来的《李太白全集》收录了1000多首诗，其中只有100多首，也就是大约一成，是近体诗。李白一生主要的诗作，并不是唐代流行的绝句律诗。这样的现象一部分源自于李白的个性和风格，另一部分这是和他所处的时代是有关的。

李白出在于公元701年，也就是盛唐正要开展的时候，他是一位天才型的创作者，很早就崭露头角。所以他开始写诗的时候，近体诗其实还很新鲜。从李白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他和初唐的联结。在诗史上，初唐最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近体诗形式的确立。

一般说到初唐文坛，习惯上会提“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不过，除了这四个人之外，我们还应该要认识沈佺期、宋之问和上官仪，这几个人他们专精于格律，在订定形式上，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

上官仪整理过所谓的“六对”、“八对”，在初唐的时候将对仗的规则给固定下来，“六对”指的是“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和“双拟对”。

“天”对“地”，“日”对“星”，这是最简单也最基本的“正名对”。进阶一点的，是“花叶”对“草芽”，这是“同类对”。模拟风声的“赫赫”对上模拟叶落声音的“萧萧”，这是“连珠对”，而且风吹和叶落又有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绿柳”对“黄淮”，前面两个字都是l音，后面两个字就都是h音，这是“双声对”，也就是有着同样声母的意思。那有着同样韵母的，像是“放旷”对“徬徨”，那就是“叠韵对”。还有“春树春花”对“夏荷夏夜”，分成两组对在一起，那就是“双拟对”。

“六对”之外另有“八对”，其中有些是重复的，不同的有“异类对”、“回文对”、“隔句对”。“风织池间字”，风吹过池水，水上波纹像是写字般，对上“虫穿草上文”，虫穿过了小草之间，仿佛像是在笔在纸上写文章似的，这是“异类对”。“情新因意得”，因为心意相同所以感情就不会变就变老，对上“意得遂情新”，同样的字句绕回来形成对子，叫“回文对”。还有“相思复相忆，夜夜泪霑衣”，这两句并没有对仗，但接下去两句，“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相思复相忆”和“空叹复空泣”就对上了，“夜夜泪霑衣”也对上“朝朝君未归”，这叫做“隔句对”。

如此形成了正式的对仗规律，同时开启了将对仗分类、进一步探索各种对仗方式的风气，就使得诗里面的对仗越来越讲究、越来越复杂。宋之问和沈佺期是在声音方面做了同样的整理归类，使得诗里面的平仄分布也越来越讲究、越来越复杂。

李白他在盛唐所开出来的这样一片天地。我们要知道，环绕着他是近体诗完成、有了越来越严格的规律。李白他关键的地方，是他当然懂这些规律，但他不遵守这些规律。所以，我们从李白诗它的肆意放旷、那样的一种自由当中，其实反映的是那个时代其他的诗人他们正在朝相反方向所做的努力。

可是，这样的近体诗的发展也就必然同时逼出了他的反动反对的那一面。从宫体诗到近体诗都有很多的局限、都有很多的套路。而在那个时代，比如说王梵志、王绩，他们相当程度上在精神引领了后来的李白，被这么多的套路、这么多的规则环绕，他们要如何去寻找个人的声音，而形成了诗人的主体性、自体性，这是唐诗发展当中我们要看到的一条重要的脉络。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