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蒋方舟。

在接下来的时光里，我将陪伴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个话题：文学中的母女关系。

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是因为和很多同龄的女性一样，我也面临着非常真实的生育焦虑：要不要生育？如果生的话，会不会后悔，如果不生的话，会不会一辈子后悔？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撤销的决定，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当我很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面对下一代的态度，其实取决于我和上一代的相处，也就是说，取决于我自己所经历的母女关系。而我和我母亲的相处方式，其实又是由她和她母亲的相处所决定的。

我母亲和她母亲的关系是非常疏远的。我母亲曾经跟我说过，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沉默的女性，沉默到了什么程度，我母亲一直不知道我外婆叫什么名字，直到她十几岁的时候，她太好奇了，就翻他们的户口本，才知道我外婆的名字。因此，当她成为母亲之后，她决心要成为我外婆的反面，要让孩子时刻感觉到被关注，被爱，永远都在交流当中。

所以我和我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超过了任何我见过的母女，我们从小就无话不谈，而且我母亲也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几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时间、精力、事业、社交等等。

但这种奉献反而让我在面对生育选择的时候非常焦虑，因为我知道当我成为母亲之后，我无法做到我母亲那样。因为她对我从小的培养就让我认为人活着最大的意义、唯一的使命就是实现个人价值，为另一个人毫无保留的付出和牺牲，我是做不到的。

我现在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就是关于这个话题，关于女人之间命运的纠缠、叛逃与回归。

当我在写作长篇的时候，我开始好奇其他女性作家所经历的母女关系是怎样的，对她们又有怎样的影响。当我有意识地研究这个话题，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不是所有伟大的男性作家都写过父子题材，但几乎每个伟大的女性作家都无法避开母女题材。《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作者费兰特说“除了母女关系，我没写别的”；张爱玲晚年独居时，不断回溯的记忆，就是人生中与母亲相处的短短几年。

有种说法很有意思，它说：如果你要寻找诞生女权主义作家的源头，母亲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