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宋朝刚开始时，仍然有“中古遗风”，对于参加科举的人，还有身份限制，但很快就开放了。于是就产生了文人身份的认定，还有文人自我认知的问题：虽然科举是取得文人身份最直接、最鲜明的渠道，然而如果只靠考上科举来定义文人的话，那么文人这个集团会很小，甚至不成为一个社会集团。

我们来看看北宋仁宗朝，前后一共有十三次进士考试，将所有的十三次考试的榜首都调查一下，结果发现，其中有十二位榜首的父亲都不是做官的。

我们再看看南宋，这个时候有比北宋更详密的资料，《登科录》上就将“登科”人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记录了下来。《登科录》上一共有五百七十个人，超过一半人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没有做官。也就是说，他们来自于非官宦人家。另外，五百七十人当中，父亲当官、儿子又考上能够去当官的，大概只占了五分之一左右。如此明白地显示了，在宋朝，扩大来说，在近世中国，因为科举竞争太激烈、太难考，所以科举取得的官宦身份很容易失去，很难一代一代地维持下去。很多非官宦家庭的子弟一直不断地冒出头来，表示这个环境是相对开放的。

因而，后来发展出来官宦身份和更普遍一点的文人身份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官宦人家必须建立自己的文人门风，以便即使下一代甚至下两代的子孙在科举上表现不好，仍然能够维持文人的地位。也就是，要取得文人身份，主要来自于科举成就；然而一旦取得了，要继续维持下去，就不再是单纯依靠科举了。要靠一种特殊的“教养身份”，让你在没有科举带来的官职、官位的时候，还能够和社会上其他人区分开来，保留较高的地位。文人文化就是这种“教养身份”的展现，也是“教养身份”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