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佛教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发展，而在中国，佛教产生了很多本土的宗派。不过在这其中，影响最大而且影响最深远的，当然就一定首推禅宗。甚至一直到现在，当我们本土的教派，关于华严宗、天台宗等等，我相信对于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来说意义不。你也不太清楚华严是什么，天台是什么，恐怕也对于华严跟天台的各种不同的教法、教理，乃至于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判教”，并没有太多的概念。如果大家对华严、天台有兴趣的话，请您稍微回头听一下之前在介绍唐朝历史的时候我的说明。

我在这里重点是要跟大家做这样的比对：相对地，禅宗，一讲到禅，大家就觉得稍微有点概念。除了禅宗在中国民间各个不同阶层曾经有过的作用之外，另外禅宗传到了日本，又和日本的传统美学有着非常紧密的结合，因而再从美学艺术的角度加深了禅宗在当前社会国际的知名度和能见度。

从历史的角度看禅宗，我们最先看到的是，到了近世时期，禅宗已经在佛教诸多教派中脱颖而出，经历了教理和组织上的本土化，成为拥有最广泛群众基础的主流。唐代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天台”、“华严”等印度所没有的思想变化发展；但到了近世之后，在社会上争取信徒方面，这些宗派都无法和禅宗竞争。

“禅”或“禅那”是印度佛教术语Dhyāna的音译，有时又依据它的性质译为“禅定”，在印度佛教中原本指的是一种方法，一套功夫。佛教主张一切都是因缘，要解脱痛苦，就得要靠具备看穿所有因缘偶然性本质的智慧。而“禅”或“禅定”就是让人能够止息心念，不受外界刺激影响的训练。痛苦其实就来自这些骚动，使我们无法看清事物没有本性的真相。因此我们必须息心观想，看清楚因果与偶然。

虽然中国的禅宗可以追溯到从印度来的“初祖”达摩法师，也就是“初祖”，不过中国禅宗的主要精神其实已经不是原本的“禅定”了。达摩最有名的故事之一是他长期面壁修行，这原本是“禅定”修练的一种极端形式，而且取得了极端成就。可是到了中国，“禅定”变成了佛教修行的一种基本工夫，从打坐吐息到禁食冥想，并不限于禅宗。中国禅宗的核心教义是将“禅那”与“波罗密”（Paramita）结合为一，也就是“禅”“慧”合一。

Paramita指的是了解因果、明白本性虚妄之后所形成的洞见与智慧，能够看见一般人看不见的，体会一般人体会不到的。而要得到“慧”（Paramita），“禅”（Dhyāna）是其中重要和关键的手段。这两者之间是有层次的，通过“禅”（Dhyāna）而得到了“慧”（Paramita），人才能离开原本的迷惑，解脱痛苦，并且改变了轮回过程，转而趋近涅槃（Nirvāṇa）。这原本是印度佛教的程序。

然而中国禅宗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坚持“禅”与“慧”不能分开，“手段”与“目的”不是两回事。“禅即是慧，慧即是禅”，修行本身就是一种洞见与智慧，洞见与智慧不可能在修行之外或者离开修行而取得。

禅宗初祖达摩是长期面壁禅定以求终极智慧，而禅宗在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六祖”慧能，最有名的却是留下这样的一段通过“偈语”隔空对话的故事。

神秀法师的“偈语”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清楚表达出原始“禅定”所追求的。人的内在有“慧根”，像一座明镜台，用来照见世间种种纷乱、偶然与无常。但是明镜不会总是“明”的，因为上面经常会染上尘埃，所以就必须有持续不断的功夫，如勤劳擦拭镜子一般，帮助我们将明镜保持在可以如实照见的状态。显然，“禅定”就等于“勤拂拭”，是很重要的手段。

但慧能法师的“偈语”却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就根本上质疑，有这样的一种擦镜子的功夫吗？要擦镜子就必须先假定镜子的存在，然后透过那面镜子来照看世界。但如果我们还需要依赖镜子才能照见世界，那就无法看透，镜子或任何的手段也都是偶然、虚幻的，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智慧。

因为这一则慧能口述的“偈语”，原本要传给神秀的衣钵就转而给了甚至不识字、无法自己在壁上写“偈语”的慧能。这就是印度禅宗到中国禅宗的大变化：神秀的问题并不是理解不够深或“偈语”写得不好，他其实是给了原本禅宗传统中的正确答案相对地，慧能的答案却并不是本来印度禅宗就有的，而是将道理更往后推了一层，从而得到新的推论。

今天我们对于慧能的认识，基本上来自于《六祖坛经》，这是出于禅宗新派的一份文献，很有效地用来传教，还有对抗旧派。当然我们对于《六祖坛经》的内容不能直接当作历史事实。书中将慧能的生平建构成一段了不起的传奇。

慧能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出生，他活跃的时代大概是在武周到唐中宗朝这段时间。他不只不识字，而且他来自岭南，当时仍然被中原视为蛮荒的化外之地。

依照《六祖坛经》的记录，慧能家中很穷，以砍柴为生。某一天，他将砍下来的柴送到客店的时候，听到有人在诵念《金刚经》，他立即有所领悟，就问人家说：“你念的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那个人显然对佛教渊源认识不深，就只知道自己手上的《金刚经》是从东禅寺取得的。东禅寺远在湖北，是禅宗五祖弘忍主持的寺庙。于是慧能因为人家这样告诉他，就下定决心要去东禅寺。

但他那么穷、生活过得那么辛苦，他就只能够靠一股意志力，花了三十多天从广东到了湖北，在东禅寺见到了弘忍。法师问他：“你是谁？从哪里来？来这里做什么？”他就回答自己从岭南来，但是他的目的呢，“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好大的口气，一方面显示了慧能这个时候的无知，不知道哪有人一开始就要成佛的，他也不知道在别人眼中成佛有多困难；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的天生慧根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世间其他事物他都没兴趣，一心就被成佛这件事吸引。

弘忍听了，用“獦獠”两字形容慧能，表示说，你来的那个岭南地区是动物住的地方，根本不是人的区域，不是文明开化之处啊！从这种地方来，你开口就要成佛？然而，慧能却继续大剌剌地回应：“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和尚和“獦獠”虽有差别，但这会是佛性的差别吗？修行成佛和我们的出身身份有关系吗？

佛教的核心教义就是去除差别，理解一切现象都是受因缘操控，有着这样的共同性质。慧能依照素朴的直觉，质疑、否定了在佛寺中对于出身的计较。听到这样的回答，弘忍感觉这个人有与众不同之处，就将他留在后院打杂工，每天帮忙舂米、砍柴。

中国佛教从东晋竺道生就提出一个令人困扰的论题：“一阐提也能成佛吗？”“一阐提”是佛经中记录的品行最坏、行为最恶劣、最暴烈的人，落入地狱后受到各种惩罚。竺道生故意提出“一阐提”，主张“一阐提”一定有佛性，也能成佛。

在当时佛教的《泥洹经》已经被翻译传入，经文中明确表达“一阐提”是无法成佛的。当然就有人以《泥洹经》的权威质问竺道生，不料竺道生却坚持立场，甚至赌咒说：“这件事如果我讲错了，我下阿鼻地狱！但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因为我是对的，将来你们都不在了，我还在座上讲经。”

这个论题不可能有确切、共同的答案，于是几百年来，关于谁能成佛、谁不能成佛、成佛必须具备什么条件，进而佛性是不是普遍的，普遍到什么程度……这些就变成了佛教界长期关切、讨论的大问题。

因而，弘忍听到慧能的回答是“佛性本无南北”，他也不见得会很惊讶、很意外。

慧能在东禅寺一共住了八个月，接着，弘忍给了弟子们一个功课，要他们写一段“偈语”，表现自己对于佛法的认知。当时寺内早已有共识，大家都知道在佛法修行上神秀排名第一。既然都写不过神秀，所以也就没有其他人去交这份功课。在众望所归下，神秀压力也很大，写好了偈，几次想要呈给弘忍，但是下不了决心，所以就偷偷将自己的想法题写在墙壁上，看看会得来怎样的反应。

这其实不就是心机吗？而且从师父到神秀再到同门，大家都卷入了种种算计考虑中。唯一不在算计考虑中的，只有在后面舂米方里做工所以弄不清状况的慧能。他听见一个小童念着神秀的“偈语”，就觉得不对劲。他就傻傻地就找了人帮忙将他回应神秀“偈语”的内容也写到墙上去去。

故事的传奇性在于，弘忍看到了这两首“偈语”的对照，就去舂米里找慧能，给他暗号，用杖敲了三下，就是要慧能三更的时候到方丈室，然后就对慧能讲授了金刚经，并且将衣钵传给慧能。不只是不公开地传衣钵，接着呢，要回能赶快离开，要他尽速逃往南方。

《六祖坛经》的传奇故事凸显了慧能高于神秀的佛门领悟，也解释了南方禅宗的正统来历，还顺道打了北方禅宗一耙，把他们刻画成充满心机算计，为了位置和权力，甚至诉诸威胁、暴力等各种不同手段。

东禅寺对于弘忍选择慧能接他的衣钵，是有关系的。初祖达摩传给二祖慧可，慧可留下来的故事，也就是“禅宗机锋”的源头。慧可去见达摩，向师父祈求心安，达摩对他说：那你得先将你的心交给我，才能帮你安心。慧可想了一下，对师父说：“我找不到自己的心在哪里。”达摩就说：“我已经帮你安了。”

意思是你不能叫别人帮你安心，只有自己才能做这件事。而祈求心安的起点，是先认真寻觅、理解自己的心究竟在哪里。而提醒你如此去寻觅、理解，也就是他人，包括师父仅能为你做的。

慧可活到了107岁，竟然遭到追杀并死于非命，遇害之前他将衣钵传给三祖僧璨，并交代僧璨：“汝受吾教，宜处深山，未可行化，当有国难。”不是叫他去广为弘法，反而是预期有国难，要他到深山里躲起来。

虽然史料不足，无法弄清楚细节经过，但大致看得出来，禅宗当时其实是处于边陲，并受到主流宗派排斥、迫害，甚至也为社会所误解、敌视。五祖弘忍的重要贡献，是将这个边陲宗派正当化、正常化。照说为考虑禅宗的发展，他应该选择神秀，选择一个出身良好的继承人。然而东禅寺的这个宗派，确实有着和普通佛教领域不同的价值、信念上，所以宁可选择慧能，并要他离开中原主流地区，和二祖告诫三祖一样，维持一种地下的教团形式，不要公开，更不可以大张旗鼓传教。

这就是六祖慧能的故事，不过我们要放在历史的脉络底下，我们去了解，这是禅宗到后来之所以能够发展，再有这种特殊地位，关键的瞬间。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