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上一集的音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了，六祖慧能是中国禅宗非常重要的转折关键。

他从东禅寺离开了之后，连夜出逃，结果真的有追兵在后。其中有一个出家之前当到将军的，叫陈慧明，靠着他的军事背景找到并追上了慧能。依照《六祖坛经·行由品》上的记载，慧能眼看逃不掉了，就将衣钵放在石头上，让陈慧明自己去取。那么轻的衣和钵，但是却让武人出身的陈慧明费尽了力气都搬不动。陈慧明就察觉，慧能绝对不是凡人，所以就转而请教他：“如何是我本来面目？”

慧能的回答是：“既然你为佛法而来，那么你能不能屏息诸缘，勿生一念？”意思是，你一定知道佛法的根本道理，必须要先清空意识到一个念头都没有，你才能够认识“本来面目”。陈慧明试了很久，但是都做不到“勿生一念”，于是慧能就再教他：“不思善，不思恶。”要先去除掉好坏善恶的分别心，没有任何评断，那才是“本来面目”。

这等于是六祖慧能第一次弘法，他就说服了陈慧明，逃过了劫难。不过他并没有马上就成为宗派之主，而是先流转在南方山间长达十五年的时间，不止没有追随的信众，甚至都还未取得正式的出家僧人身份。这十五年当中，他做了很多事，包括帮忙人家打猎，却在负责守网子的时候借机将落入网中的动物放走。

十五年之后，他去到了广州，在法性寺上遇到了印宗法师正在讲《涅槃经》。忽然一阵风来，看到旗子飘摇，一名僧人就说：“哎呀，旗子在动！”另外一名僧人就抬杠说：“不是旗子动，是风在动。”这两个和尚为了这个就吵起来了。慧能在旁边听见了，他就插嘴，忍不住说：“不是旗子动，也不是风动，是人的心在动。”

法性寺的住持印宗法师知道了这件事，觉得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定非凡人，就替慧能主持了剃度，他到这个时候才算是正式出家，然后才又公开他是弘忍衣钵传人的身份。

慧能一辈子都不识字，不能笔写，只能口述。部分口述的道理，就记录在《六祖坛经》这本书里。因为是口述记录，所以接近说话，并不是一般的文言文，这和后来理学当中大为流行的“语录”有很密切的渊源关系。

另外，佛教传入中国，早在唐代就分出了明确的层级，“经”是佛祖所留下来的教训，或者是记录佛祖的生平故事，如果是后人衍化解释佛法的，中文里就翻译叫做“论”。但是，《六祖坛经》却称“经”，可以看得出要和原本印度传统区隔的用意：这不是印度的经典，而纯粹是中国的一份文献。

流转了十五年之后，慧能又回到广州发展。这提醒了我们，整个禅宗的运动基本上是由南而北的。查看禅宗自定义的系谱，几位有来历、可以查考的领袖的共同特色就是他们都来自于长江以南，而且都出身卑微。

禅宗所提倡的信仰，有一部分是北方正统佛教所无法容忍的，所以必须在相对野蛮、边陲的南方才能找到创造性的空间，容许新鲜想法能够发展。而且禅宗和士人基本上保持距离，和庶民大众相对比较亲近。禅宗之所以在近世社会取得那么大的势力，那就是因为，它将佛教从一个精英社会流行的信仰普及、变化为大众的信仰。

不是说以前的佛寺里没有大众，而是一般认定，大众只能够信，不能够思考、不能够理解和修行。大众信仰的方式是烧香拜拜，念经祈祷，但无法弄懂佛祖在说什么，佛经到底在记录什么样的道理。然而有了不识字的领袖的禅宗，却主张每个人都能思考、都能了悟。禅宗最大的特色，也就是《六祖坛经》中，记录慧能一开头对弘忍所主张的“佛性本无南北”，那是一种彻底的“佛性之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在《六祖坛经·决疑品》当中，有这么一段话：“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释迦；平直即弥陀。”这一段话的关键字是“即”，就是要强调“只是”“只不过”，也就是将差异降到最低的意思。只要做一个正常、不扭曲的人，就已经是“弥陀”；只要能够心灵不沾染脏污，而且能够帮助别人将心灵的脏污除干净，那就是“释迦”。佛和不是佛之间的差别，也不过就是觉悟和没有觉悟而已。

过去在佛教教理上跟组织上凸显出层级区分，所有这些看起来有很深奥道理来源的名称，在禅宗里却都被打破了，而集中在自体的觉悟上。只要自体觉悟了，就不再需要什么出生、社会条件、修行功夫，甚至也不需要做多少善事，要经历多少轮回才能达到。

我们再看，《六祖坛经·般若品》当中说：“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这说明，你就算累积了很多关于佛教的正确、良好的知识，但如果没有内心的省悟，那就没有用，你仍然停留在“众生”的等级，无法突破成为佛。另外，对于觉悟，那就更明显的是贬抑知识，认为知识在重要性上和觉悟不能够比拟。完整的佛法并不在于“善知识”，而在于自身，所以应该往内悟见本性。而且这种悟，是“顿”，是“即时”，就表示并不是累积知识或者累积功夫而得来的。

《六祖坛经·般若品》中又有这么一段话：“迷心外见，修行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开悟顿教，不执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向外追求，仰仗修行，却不能向内悟得自性，那是不稳固的根基，站不好很容易就被吹倒、摇倒了。如果能顿时开悟，也就是经历“信仰的一次飞跃”，感觉自己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真我”，那就根本不需要外在的修行，从自心上下工夫，不要沾染世俗的烦恼，维持成为常态，那就“见性”了。

因而追求解脱成佛是自己的事，可以借由自体的力量来完成。“万法尽在自心”，那么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工具，佛经、禅定打坐、戒律、佛寺都是工具，这些没那么重要。不要将工具、手段误认为目的，看成和佛性同等重要。人人皆有佛性，因为佛性就在你自己心里。

禅宗的一项重大革命，就在于改变了看待佛经的态度，将佛经从“圣书”，也就是了解佛祖所教授的神圣教义的唯一依据，降等成为通向觉悟的手段、工具之一，而且还不是最好、最重要的工具、手段。禅宗“不立文字”，不止表示从一个不识字的六祖带领转型，这个团体不会刻意留下文字记录，更表示他们并不重视文字在传教与成佛上的作用。

印度佛教在汉末魏晋的时候进入中国，那个时候，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已经确立了，其中最核心的一项就是对于文字、文书、文献的重视与信任。

运用表音文字的西方文化，认为文字是语言的不完整记录，语言是原始的、真实的，文字则是衍生的、不完美的抄本。所以语言比文字重要，只因为语言的即时性，说过了就消失了，没有办法存留下来，我们只好依靠文字来尽量趋近、还原原始的语言。

但是，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中国文化，相反地，认为文字是神圣的、永恒的，保留了原初黄金时代的真理。语言相对只是现时的，而且语言存在的时间很短暂。文字的地位因而在中国远高于语言，尤其是和思想、信仰相关联的时候，当然就必须要取得文字上的依据。

佛教产生的吸引力之一，就在于拥有用文字写成的庞大佛典。接触佛教后，中国就大量翻译佛经，后来还掀起了“求经热”，以唐三藏（玄奘法师）作为这中间最重要的历史代表，很自然地将阅读佛经视为最重要的成佛管道。

而到了六祖慧能的时代，中国翻译佛经已经有了四百年左右的累积，就产生了两个鲜明的现象。第一，佛经汗牛充栋的数量，逐渐令人望而生畏，就反而变成了信佛学佛的障碍，而且阅读佛经也成了专门的知识追求，和信仰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间接。第二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是在这个过程中，佛经自然阻止了许多不识字的人来信佛成道。虽然有念经、讲经的做法，但在佛门中，能识字、读佛经的就比不识字的地位高得多，也才被认可为真正懂得佛教的人。

如果继续坚持以读佛经为成佛的唯一途径，那么不只是众多不识字的人会被排除在外，就连一些识字的人一想到、一看到佛经的规模，也难免会打退堂鼓吧！也就是说，佛经不再是宏传佛法最重要的助力，反而变成了阻力。译经四百年，经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到这个时候就在等待着一个像慧能这样的人，代表众多庶民提出打倒佛经权威的主张，以便扫除信佛的障碍，重新扩大佛教的群众基础。

《六祖坛经·般若品》当中又说：“善知识，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这就表示，佛教相关的知识都是手段，重点在于引导人信佛。不同的佛经是为不同人而设置的。世人是根本，经书所承载的内容就是为了让人能够得到智慧，所以是经书“因人而有”，获得智慧的方式也就因人而异。所以，不一定要通过经书，不识字的人当然就不靠经书，也不会因为读不懂经书就不能了悟。

佛经不只是工具，而且还是为部分人而设，只适用于部分人的工具。那这能有多了不起呢？

另外，《六祖坛经·付嘱品》当中说：“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到哪里去了解佛性呢？就是透过对于众生的了解。舍弃了众生，要到众生以外去寻找，那就算经过了万劫那么长，近乎永恒的时间，你都别想遇到佛。从你自己的心里去认识众生，因为你和众生共享了佛性，于是通过众生，通过对众生的探索跟了解，你也就能看见自己心里的佛性了。

这就更进一步地主张，如果不重视周遭的人，那么你花再久的时间，经历来千劫百难，都遇不到佛。因为很简单，你走错了路。引申这个态度，那也就是，不要到佛经里去求佛，也不必然要到佛寺里去求佛，而是到一般的世间、市井、社会当中，在众生之间去求佛。就将原本佛法超越人事，在人性之上的地位，认为只有摆脱了人事与人性才得到佛法的态度，都给逆转了过来。倒过来，那就是要到人事、人性里去求佛法。

这是禅宗非常重要的根本主张，这个主张也就更进一步地扩大了一般大众接近禅宗、进入禅宗、接受禅宗、成为禅宗信徒的诱因和基础。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