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要了解宋代的经济，尤其是宋代开展出来近世史当中的经济发展，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城”的意义和地位在宋代以后有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虽然同样叫做“城”，甚至本来就是同样的一座城，它的地理意义与社会功能，从中古唐朝到近世宋朝，已经变得截然不同了。

关键很重要的，那是因为货币经济所带来的的影响。货币无所不在，交易无所不在，就连农村都有活络的市集。很明显地，“城”中原有的设计逐渐不适用了。中古时代的“里坊制”着眼于对工匠与商人的管制，限定他们居住，以“暮鼓晨钟”规定坊门何时开放、何时关闭。这种种作法到了宋代就纷纷取消了，到后来里坊的墙也拆了，本来城中特别区划出来的“市”也消失了。“市制崩坏”并不是市场败坏萎缩，而是倒过来，整座城变成了到处都是可以交易、买卖的“市场”，也就不再能将买卖活动限制在原来的小小的区域内。听起来或许有点怪，但事实是，这时中国的“城”才完成了“城市化”——“城”从有城墙的政治、军事中心转型为政治商业中心，发挥了“市”“市场”的功能。

从前的“城”的发展、荣枯，取决于政治。县治所在就一定有“城”，一旦县府搬迁到别的地方，本来这座县城就会快速没落，甚至没几年之后会成为废墟。宋代之后，情况不一样了，“城”取得了双重意义，既是政治的，也是商业的中心。如果只是单纯失去了政治功能，不必然使得一座城退化、萎缩，而且城的商业地位这个时候比政治地位更难动摇，因为城这个时候作为附近市集中心而运作，是一整个区域交易结构网络的金字塔顶点。

城市的另外一番变化就发生在居民的性质上。过去的“城”是消费性的，近世的“城市”则增加了繁荣的交易活动，更多外地的货物但都要被运送进入城里。方便的交易接下来吸引了百工进入城市，直接在城市里生产并交易。于是，过去政治或防卫上的决定性随之大幅下降。相对地，一座城市的荣枯，就越来越取决于它的经济性质。

中古经济的最大特色表现在庄园制度上，那是大地主制。当时财富最主要的形式是土地，拥有多少土地就等于拥有多少财富。不过进入近世后，朝廷的政策是严格阻绝大庄园，不允许地方上有依靠庄园而生的世族可以再起他们的势力。

近世的中国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小农制。北方因为生产力下降，一旦庄园制度打破了，根本上缺乏重建的生产条件；但南方不一样，高生产力的情况下，南方很容易创造出足以累积的剩余财富。不过朝廷又从政策上阻止出现大地主，所以有钱人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们不能把得到的钱投在土地上，扩充自己的土地所有，因为朝廷会用非常严格的方式盯着，不让这种到后来可以建构成庄园的大地主出现。有钱人没办法，就只好将他们的剩余财富用到城市里，例如在城市里购买房舍，或者积极参与城市活动。

所以宋代和土地兼并有关的规范，是依照所谓的“实定法”原则来管辖的，也就是，并没有明确、数字化的规定，而是以文字甚至基本精神赋予地方官员相当大的认定空间；并不是明白地规定必然不能超过多大面积，也不是规定一家顶多能收购多少土地，而是从精神上清楚地表达，反对兼并。地方官如果认定，你所取得的这两块土地间隔太近，有“并合”在一起的嫌疑，他就可以直接阻止买卖进行。地方官员如果认定你取得土地的方式不完全正当，有侵夺的嫌疑，也可以立刻就禁止你继续拥有这块土地。那也就是朝廷订定了反兼并的原则，另外广泛授权，让官员依照地方的实际状况，他们可以自主作出评断。

另外，由科举控制所有人才，如此产生的近世朝廷官僚系统就变得越来越严密，什么样的官，在什么样的地方，该做什么事，甚至该遇到什么样的人，彼此之间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时候都有一定的惯例，也都产生了非法律形式但是由惯例而来的沉重的约束与制衡。这套关系网络中，严格地监视土地兼并行为，于是也就同时有效地阻止官员自身扩大地产，也就表示可以有效地防范官员和地主联合在一起，让官员坐任地主扩张土地。官员自己不可能变成地主，所以官员也就不会用这种方法在利益上跟地主联合在一起，然后放任地主做大，扩张他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土地当然还是很重要的一种财产形式，不过到了近世，那就不再是“斯土斯有财”，土地并不是唯一的财产形式，除了土地之外，保有财产甚至要炫耀财产都有了许多其他形式。而且土地财产的拥有形式也相应多元化了，例如说，非常流行的一种形式是宗族集体拥有制，这大规模、大面积土地不是掌握在个别人、个别家庭手中，而是由宗族集体拥有、集体支配，于是，非但不会像以往那样土地集中，造成严重不公平状况，也不会有因为有大批的土地集中，所以形成了世家他们的特殊优势跟势力，反而可以像范仲淹就开发出了“义田”，发挥宗族内部财富重分配的效果，来缓和社会上的贫富差距。

在前面的音频节目的当中我曾跟大家提过，近世科举环境就造成了士、商交流的情况，商人的地位一直不断上升。而商人的主要活动地点，在哪里呢？是在城市里。后来他们的主要居住地点也就纷纷换到城市里来了。南宋徐梦莘的《三朝北蒙会编》其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话：“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布于天下，然后以收天下之公。”就表示，这个时代的“有钱人”“富人”理所当然地选择并不是住在庄园里坐享地主之利；如果有钱，还会想要有更大的野心，要更有钱，那你就必须要搬家，搬到、住到城市里来。因为在城市里有非常活络的商业活动，利用商业活动来增长财富。

从汉代就开始的土地兼并问题，到了巅峰状态的时候，出现了大庄园和大佛寺，但相对地，近世的兼并倾向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一部分的原因来自意识、观念的改变。富人没有要一定要住在山林里，拥有财富也不再是为了要建造庞大的庄园、花园，能够优游在这其间。有了财富，这个时候他的想法，他的目标改变了，要“财布于天下，收天下之公”，所以就必须要住到可以连系天下财利的地方。那一定是城市，而不会是农村中的庄园。

不要小看这两句话，让我再说一次：“财布于天下，收天下之公。”这很有意思，因为这以前是只有皇帝才能说的话，但现在“财布于天下，收天下之公”变成了商人的目标，那就是因为有了全国性──“天下”就是指的宋朝全国，以这样广大范围的市场现在存在了。这是以前不存在的，透过若干中心就能连系上全国性的市场，也就能碰触到所谓的“天下之财”“天下之利”。

能在商业上四通五达的中心，就在宋代越来越多。最大的，也是所有这些中心的原型，是帝都汴梁。许多赚了钱的人，在政策限制下，无法继续兼并更多土地，就将财富移到城市，成为城市里的地主。农村的地主受到庞大的租税压力，相对在城里反而轻松多了。国家租税的设计与执行，基本上都是针对农地的，对于城市土地没有那么严密的规划。城市土地越来越值钱，于是在近世经济中，出现了越来越重要的租金因素。因为城市里有客栈、饭馆、当铺，另外有越来越大的仓储需求，那就必须取得土地、房舍使用权，而拥有土地、房舍的有钱人，就对使用者收取租金。

北宋中叶以后，朝廷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试图找出方法来对付这样的新兴现象。城市地租所得该如何征税？另外，有没有合理的地租价格呢？国家需要、应该要去规范“合理地租”吗？这些都是当时热烈讨论的主题，也就可以看得出来，城市当中的地租因素在这个时候如此新鲜，但同时又如此地蓬勃发展。

经过讨论，逐步形成对于收租的房东的收入与行为的应有的一些管理。例如有一条规定，要求房东修整房子时，必须要动到梁柱程度的大工程，否则你修你的房子，但你不得涨房租。很显然，当时一定出现过很多房东用整修房屋的理由去涨房租，但是就跟房客之间产生了各种纠纷，因而必须要由朝廷订定明确的标准，让双方遵守。

市场范围扩大，拿到市场上买卖的品项，也随之大幅增加。传统上市场上会有农家产品，例如粟、麦、丝、麻、布等。此外，有鸡、有鸭、有鹅、有鱼、有竹、有木，有烧火用的柴，有各种水果，像是梅、杏、青李等，另外有盐和各种腌制的食物，这个时候都进入了市场。然而宋代城市的市场买卖，就不是这样的品项规模了。

很特别地，今天我们在白话中文当中用到“社会”这个词，它的意义对应于英文里的society，其实这是源自日本人用这两个汉字“社”“会”来翻译西方名词society，后来中国人是在近代才把日本人的这个翻译又引进到中文里。而日本人之所以选用这两个字，仍然是和古代中文的用法有密切关系的。古代中文里的“社”指的是祭拜土地神的所在，那是非常古老的信仰习惯。“社祭”非常频繁，就成为小范围居住区域当中居民最常见面相会的场合，因而“社”这个字也就取得了人与人互动的连带意义。从“社”扩展到佛寺、道观，宗教作为社群活动理由，所以“社会”就是在“社”这个地方，大家的聚会，这就是一种集体、群体活动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然后到后来延续到中文里面，我们称为“社会”。

但“社会”同时也就指向了，那就是宗教建筑在中国的历史传统当中是作为社群活动的特别地点，更进一步地，则是，到了近世，基本上许许多多的佛寺、道观或者土地庙，就随着这样的一种社群的活动接下来扩大，变成了重要的市场。这种市场最有名的，在北宋的帝京汴梁，有这样的一个中心，那是大相国寺。大相国寺这个寺庙有名，它外面的市场更有名。近世之后，中国的寺庙就往往具备了让附近人民聚会、社交的功能，从此又衍生出交易市场的功能。

这都是从宋代以下，在经济的领域非常新兴，同时非常醒目的历史现象，跟之前的时代非常明确地区分开来。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