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王德威。

上一讲浴洋分享了文学的现代起源，提供了几种对于文学如何从无到有的看法。这一讲我想将这个话题再展开来，做一些补充，我会以1635里简单提及或没有提及的人物，来向大家简单地展示，文学的观念是如何随着历史客观环境的变动，而有了新的琢磨或者深思。

梁启超的小说政治学我们先从1635里提到过的梁启超说起。梁启超是晚清重要的文学改良代言人。1898年，梁启超因缘际会见到孙中山，受了孙中山革命观的影响。1899年，他在去往夏威夷的船上，写下了个人的感想。他认为，中国要改变历史和政治的现状，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界定文学，给予它一种革命的新意。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杂志《新小说》，他在发刊词里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正是这句话从此让中国的文学与政治有了紧密的连接。

小说过去属于下里巴人的文类，现在经由梁启超和他同代知识分子的推动，却反转成为救国救民、改造民心士气的一种最重要的工具。梁启超还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这是一段重要的宣言，也成了一种对过去的预言，它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它诞生之后的未来一百年，中国的文学、文化、政治将如何左右我们对文学功能的认知。直到今天，在主流文学论述上，文学、政治仍然是密不可分。

那么，梁启超的“小说政治学”是如何起作用的？在他看来，小说具有极大的情感能量，这种能量使得小说可以对读者产生四种效应，分别是熏、浸、刺、提。“熏”，就是熏染读者，“浸”就是沉浸在里面，“刺”是针砭的意思，“提”是提升的意思。

这是在讨论梁启超的小说学时，最常提到的四字真言。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强调情感本身所产生的强烈的、动人心魄的力量；这种力量之大，可以让读者产生一种今非昔比、完全脱胎换骨的情绪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