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回到《性别不麻烦》的第三章“性别之战”，我是alex。

这期内容里，我们继续中国女权史的推进，看一下中国性别平等进程在二十世纪末的起伏，包括95年世妇会这个重要的里程碑。

上期内容我提到“五四女权”，即出生在1900年前后，经历了五四运动的启迪，从而投身女权运动的前辈们，她们有的从事各种实业或者高专业行业（如出版、教育、法律、银行），也有如邓颖超这样进入了体制内的女干部们。

从一个性别隔离、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性别文化，成为一个推行“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且不乏世界超前的政策，比如女方结婚不冠夫姓，比如51年的婚姻法就实现了离婚合法，这都是我们至今还在享受的女权遗产。如上一期末尾的李小江教授所言，“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你怎么能不自豪？”

李小江出生于1951年，这意味着她的出生成长与国家女权主义的发展同步，而且经历了国家女权主义在中国至今没有被超越的高峰，但这也意味着她的出生成长与冷战话语同步——如我在上期提到，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体制内女权主义者们必须严格警惕意识形态的红线，避免“妇女解放”的话语被资本主义路线污染，也就是说，要与“女权主义”划清界限，因为“女权主义”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的，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要归功于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女权主义。

或许也因此，李小江老师虽然是中国妇女学研究的学科奠基者和带头人，但很长时间内，都拒绝“女权主义者“这个身份标签。她在1992年哈佛大学的性别探讨会上说女权主义不是世界性的，而是有西方的地域限制，要警惕其文化霸权，1999年在香港理工大学，又一次发表了名为“为什么说我不是女权主义者？”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