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看苏轼评苏辙的文章：“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见吾善者机也。” 所谓“汪洋淡泊”与“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这两方面，准确地道出了苏辙的特点，至今仍是苏辙文章的定评。

党争往往会走向偏极端化，在现代也如此，因为偏极端化在打击对方和凝聚自己方面，也就是制造对手、加强自身团结方面是比较有帮助的。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代政治中，两党之争，双方的基本盘稳固，更多需要争取广大选民中的中间派，但古代，只要将少数知识精英、文人士大夫团结到自己一边就行。 我们看司马光就不太极端，有调和之意，实际却不太成功，两党极端化愈演愈烈。 很多时候并非为大局观念的调和、讲事实，而是屁股决定脑袋，先看自己是什么人。这是一种政治弊端，也是一种人性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