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从宋朝进入到元朝，在中国社会产生最大的变化，那就是没有的科举考试，因而整体冲击影响了原来在宋代建立起来，如此兴盛、如此繁荣的文人文化。

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数字，就知道这样的冲击，它的幅度有多大。

我们看宋朝一朝一共考了两万个进士，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探讨思考一下，两万个进士，这是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效应？

首先，这么多人取得了当官的资格，但可以有这么多官位好容纳他们吗？这就意味着考上进士的一大部分人，要么占不到官位，更常见的是占不到像样、够重要、有前途的官位。所以从南宋就开始有了“士人地方化”的趋势。

我们比较一下，在北宋时，大部分科举进士出身的人，其官场生涯是以在中央朝廷有一席之地为目标，而且就算必定要在官场浮浮沉沉，在中央和地方间几度来回，但这种当时科举出身的文人，他的心思、眼光还是投注在中央，认定自己应该到中央发展，认定中央有他可以发挥的空间与余地。那个时候，士人的自我要求与自我想象很高，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着它的特殊代表性。当官的人就“以天下自任”，不觉得天下是皇帝的，心中有和皇帝共治天下的一份自信，当官就是当“天下”的官，为“天下”当官。

但到了南宋这份志气明显大幅缩水了。也不能怪南宋的士人没有范仲淹的那份豪气，实在是没有那么多可以有志气的位子让他们发挥了。（一科考上两万进士）进士当然不再像以前那么有价值，也不可能像以前那么自豪。

再比较一下：北宋时有严格的规避乡籍办法。一个人不能回自己家乡任官。一方面避免在有复杂人际牵连的地方产生营私舞弊的诱惑，另一方面也让这些官员可以到处历练，来熟悉不同的风土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