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不平等的症结何在？平等理念又从何而来？我是谢晶，欢迎和我一起，以意识形态批判的视野重新认识不平等。

1848年，新英格兰的铁路工头菲尼斯 · 盖奇在一场意外中被一根铁棒穿过头颅。盖奇不仅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更神奇地恢复了运动机能和智力。但是，真正令盖奇成为医学史上著名案例的原因还另有所在，按照当时他身边的人的说法，“盖奇不再是盖奇了”，从一个有责任心、有领导力的人，他变得冲动无常、不守规矩、骂骂咧咧，对其他人毫无尊重。他不再能胜任任何的工作。

盖奇的案例使得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重新考察理性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者在我们的人格和行动能力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达马西奥他找到了其他和盖奇非常类似的案例，这些案例都是在大脑前额叶受到损伤之后，这些人都恢复了包括语言、记忆、观察、分析、学习等在内的完整的知性；这些人也保留了道德批判的能力，就是说他们能够按照对于社会习俗和道德准则的认知——他们对于这些准则有所认知，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面他们可以——进行推理和判断。

但是，他们失去了情感，就是他们都变得冷血、无情，而且就是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觉得和自己无关的，就是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地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而与此同时，他们还彻底失去了比如说规划的能力和对不同的事情划分轻重缓急的能力，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办法从事任何的职业，他们也不再能负任何意义上的责任，所以他们不再能维系任何稳定的人际关系。

总而言之，这些人在保留了完整的理性的同时，他们的大脑损伤使得他们彻底失去了情感这个东西，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行动和交往的能力。

这些观察使得达马西奥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他说：我们的决策力不仅仅只依靠理性思考，而且还有赖于情绪和感受。理性本身它不在任何的情况下可以单独地发挥作用，如果没有理智和情感，没有判断和切身体会的共同作用的话，人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出决策、规划和与人相处的，人是根本不可能成为道德和行动主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