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要谈谈我心目中的日本，连同木心对日本的记忆。因为他在这一课一上来就说：

这句话是很沉痛的、很真实的，现在的孩子不可能感同身受了。

 

现在的孩子爹妈都是 50 后、60 后，据我所知，大多数我这一辈，不愿意跟小孩谈我们经历的那场灾祸。但是我这一辈的父母多数是 20 后，我们从小就听父亲母亲说抗日战争，说他们如何逃难。

我爸爸亲眼看到过轰炸以后的难民尸体。我喜欢问细节，他就说有个穿白西装的男人，显然是华侨，有钱人，尸体分成两半，从头到脚分成两半。

母亲在浙江也逃难过，她说最恐怖、最受不了的就是飞机俯冲的时候，那种巨大的噪音。

我一直记得她说的一个细节，有一个走不动的小脚老太婆，就倒坐在地上，周围的人疯狂跑，这老太婆站不起来。现在的青年都没见过小脚老太婆，最后一代小脚老太婆应该差不多也快走了。

抗战胜利的时候——我父亲是 1928 年生的，比木心小一岁，他说广州那个时候枪毙日本的军官，我爸爸就在围观的人群中。

散了以后，他甚至过去翻动尸体——年轻人是不怕的，在军人口袋里翻出一个皮夹子，看到里面是家信，还有照片，他妻子孩子的照片。

那我就问这些东西在哪呢？父亲说不记得了，十七岁的事通常就记不清楚了，也许扔掉了。

木心没跟我说过这种场面，估计他也没经历过。他仅仅写到过在乌镇的时候看到火光，听到枪炮声，他非常小。1937 年，他十岁。

上海的老人，我记得经常会说起一个屈辱的记忆，就是过外白渡桥必须给日本的守兵鞠躬，这是很屈辱的。

杨绛在一篇散文里也写到过类似的场面，她说公共汽车在那儿停下来，日本兵就上来检查证件还是什么的。那时候她还是个女学生，遭到无理的盘问，她气得就憋出一句话来，她说“岂有此理”。但好像日本兵没听懂她的话，后来也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