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00:12 中国礼法之争带有日本明治色彩

2.03:32 启蒙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转向

3.06:29 从西儒会融到西儒对立

4.09:50 从反法之儒到脱儒入法

5.13:07 陈独秀反儒与法家异曲同工

6.15:28 反法之儒被反西之儒取代

7.17:51 个性解放走向国家主义

8.20:54 民族利益压倒个人自由

1. 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实际上是反礼教的，就是以儒表为主要的出发点，它主要的旗帜不是民主与科学，这不是说五四反民主，五四当然是赞成民主的，但是赞成民主不自五四开始，也不是五四主要强调的东西，五四强调的主要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而这个东西是从日本学来的。五四一开始就是这样，不是从巴黎和会以后才变的。

中国启蒙运动真正发生的大变化是从徐继畲、郭嵩焘、谭嗣同时代的西儒会融、反对法道互补，反法之儒引西斥秦，转向了章太炎、陈独秀时代的西儒对立、脱儒入法。这个转变开始于甲午、戊戌，和国人从直接学习西方，改由日本中介来学习西方有重大的关系。

2. 最明显的就是同为戊戌明星的康有为和谭嗣同。这两个人政治观点可以说本来是很接近的，而且他们是师友的关系，唯一的区别就是，康有为比谭嗣同多活了很长时间。那么在戊戌时代就已经死难的谭嗣同，他是追羡三代之文化，抨击秦始皇以后“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可是康有为活到民国以后，却不再以三代为然，转而夸奖“自秦汉以废封建，人人平等”。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秦始皇的时代是一个最自由的时代，按照他的说法，不仅有了平等，以前中国人在小共同体里，“人各亲其亲，长其长”，每个人都有主人，现在没有了，全国人民都认秦始皇这一个主人，除了秦始皇，好像我们大家就是平等的。他还说：“一切皆听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皆行之久也矣。法国大革命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说法国大革命追求的自由，秦始皇都给我们争取到了。

康有为变成了秦制的狂热推崇者，这个时候的康有为还能不能叫儒家，我觉得都是一个问题。那么戊戌前后的两代学西人，实际上他们有着两种几乎完全相反的西洋形象，他们都说西洋很好，但是好在哪里呢？你看以前的人讲西洋好，像郭嵩焘说，“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说西方仁义道德很高，能够富强不是偶然的。可是，到了五四期间，大家也在歌颂西方，可是歌颂的是什么呢？其实就像杨度一样，歌颂的是西方的野蛮。

陈独秀有一番很有名的话，叫作“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在陈独秀看来，整个西方的文明史就是由鲜血写成的，除了会打仗，他们没有别的。那就和杨度差不多了。

李大钊曾经说过，关于中西文明的19段排比句，最前面的两段就是：中西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说东方文明就是安息的，而西方文明就是战争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以前的人们羡慕的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儒家化的西洋，但是以后的这些人，羡慕的是一个杀气腾腾的法家化的西洋。虽然这些人都主张学习西方，虽然这些人都抨击传统，但是他们要抨击的传统不是一回事，他们要学的西洋也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3. 陈独秀有句话，叫“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他把西洋文明理解为战争文明。有人说这个好像和“救亡压倒启蒙”有一点关系，不过我认为这并不重要，因为这个时候，除了把西方文明理解为铁血文明以外，还有另外一种相反的理解，就是特别强调西方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但很有意思的是，陈独秀们不但在称赞西方能打仗这个问题上要反儒，在称赞西方博爱的时候，他们也是从反儒的方向来解读的。

陈独秀有一番话，他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范围太窄了，实际上就是冲着从小共同体本位而来的，说什么“爱有差等，施及亲始”，未免太滑头了，这不就是要达到“人各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吗？他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时的社会纷争恐怕会更加厉害，所以现代道德的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为全社会的友爱。

4. 正如先秦时代批评儒家的“亲亲之说”，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墨家的兼爱乌托邦。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被打下去以后，也并没有实现所谓的兼爱无等差，但是我们看到了法家的“政胜其民，国强民弱”，就是暴秦的那一套。

5. 中国人从为反秦制而学西，到仿效日本为反周制而学西。从学西者反法不反儒，到反儒不反法。中国人本来是从萌芽中的市民社会成长起个性因素，与传统小共同体自治的因素联手，先要摆脱秦制。但是后来就变了，变成集中冲击小共同体的日本式的个性解放，为大共同体的一元化控制而开路。

6. 新文化运动的反专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基本上只把专制当作皇帝个人或者皇帝家族的家天下来反，而缺乏对大共同体扼杀公民个人权利，甚至也扼杀小共同体权利的批判。换句话讲，五四时代如果要讲民主理念，那这个民主理念的确可以说是比较正宗的民主理念，既反对父权专制，也反对皇权的专制。但是五四的民主理念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自由的理念，但这个自由理念的问题很大，它是一种日本式的自由理念，与真正的自由主义理念不尽相同的。在当时的很多五四精英那里，这种自由只针对家族的整体主义，而不针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整体主义。

是1912—1926年日本大正时期推行的政治体制与政策，以政党政治与民本主义为核心，试图在君主制框架内探索民主实践。其背景包括第一次护宪运动、一战经济繁荣及西方文化影响加深，期间废除陆海军大臣现役制，推行普选制度（1925年），政友会与宪政会实现政党轮替。外交上调整对华政策，殖民地治理转向文官主导，台湾等地出现自治请愿运动。

该时期以1913年护宪运动为起点，1918年原敬组建首个政党内阁，1925年通过《普选法》扩大选举权。吉野作造提出"民本主义"，美浓部达吉创立"天皇机关说"，但政党政治依赖元老推荐，军部仍独立于议会管辖。随着原敬1921年遇刺及皇太子裕仁摄政，民主进程受阻，最终被军部势力颠覆并转向法西斯统治。

2.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商君书·开塞》

【注释】别：区分亲疏、等级化；险：奸诈、争斗（法家认为人性本“趋利避害”，纵容私欲必致社会失序）

是郭沫若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该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论战的产物，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结合文字考证的方法，系统批判先秦诸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