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崇祯十七年，流寇攻入到了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同年稍后，清兵入关，又进入北京创建了新的朝代——清朝。特别值得和大家讲的是，这一年是公元1644年，而从这个时候开始，看待中国历史就要养成一种对照的习惯，看看同一个时期西方正在发生什么事。因为逐渐地，中国自成一个系统、理所当然在系统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改变了，而且是无法维持了。

大清王朝入主中原四年之后，1648年，在欧洲更重要的那就是西发里亚和平协议，或者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议（Peace of Westphalia）”，因为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Treaty of Westphalia）” 。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终止了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拥有了创建在这个条约基础上的和平。参与签订这份条约的是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各个公国，不过，发展出来的原则，不只改变了神圣罗马帝国各公国间的关系，还解决了西班牙与荷兰之间从1568年就爆发、到这个时候已经长达八十年的冲突。

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战争，再加上西班牙荷兰之间的冲突，都牵涉到宗教，是在十六世纪新教改革以来，旧教和新教彼此敌对、紧密角力当中爆发的。不过，西班牙和荷兰这两国，除了一个信奉旧教、一个拥抱新教之外，另外还有着海上势力的争夺。

如此根深蒂固的紧张因素，不可能靠一个条约就都消弭于无形。 并不是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欧洲就不再有战争。和平协议它的意义并不是如此，而是这个条约建立起的原则，就主宰了从十七世纪延续到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权力关系。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规范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邦国的互动。神圣罗马帝国很松散、也很复杂，有公国、有主教领土，有各式各样的形式。各有各的形式，各有各的算计，皇帝并不具备中心权力，皇帝只是象征性的领袖。到了十七世纪， 最麻烦的问题就被宗教改革给挑激起来，那就是各个邦国选择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于是产生了宗教战争，更产生了邦国之间的合纵连横，就使得战争更加难预料、更加难以解决，所以拖延了三十年之久。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就确立了帝国诸邦 （imperial states） 他们有独立管辖内政，包括选择信奉何种基督教宗派的权利、而不受其他邦国干预的原则。这是和平协议的实质内容。这就不只影响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更进而被大部分欧洲政权，包括西班牙、荷兰等国所采纳，形成了欧洲所共认的一套新的秩序。

并非从此就不再有宗教战争，而是未来的宗教战争爆发的时候，欧洲各国的反应与态度，和签订这个条约之前就有了很大的差别。

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议促成了欧洲现代的外交结构。所谓“外交”，指的就是各自拥有充分内政权力的邦国之间，它们平等互动。未来两百多年，欧洲、以及后来又增加了北美洲的美国，情势有很多的变化，包括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兴起，接着又发展出新型态的殖民帝国主义。然而不论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乃至于后来殖民帝国与殖民帝国之间，都仍然依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订定的原则来缔结外交关系，透过外交活动以解决纷争、来达成协议。

 

中国当然没有参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也完全隔绝于欧洲“列国体系”形成的过程之外。这段时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和在欧洲所发生的事情形成了强烈对比。

十七世纪中叶之前，东北方的后金部族兴起，他们之所以能够壮大到足以挑战明朝，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如此熟悉传统中国的皇权，而且也早早下定决心要认真来模仿中国的皇权。

史家孟森先生最早提出的一个观点，后来在史学界成了共识，那就是大清王朝的形成，被严重低估、忽略的关键，在于清太宗皇太极。

中国从明朝开始，建立了一位皇帝只有一个年号的惯例，所以明太祖我们也可以称他为“洪武皇帝”，那明神宗就是“万历皇帝”。两百多年间只出现过一次例外，那是明英宗，因为发生了“土木堡之变”，皇帝被瓦剌首领也先俘虏，后来才又放回来，再被继任的景泰皇帝软禁七年后复辟，等于重新当皇帝，所以，从原来的“正统”年号换了另外一个“天顺”年号 。

撇开明英宗，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从明朝洪武皇帝一直到清朝宣统皇帝，一位皇帝就是一个年号。经过孟森仔细的考证，确定了“天命”、“天聪”分别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尊号，而不是他们自己颁布的年号。要到皇太极建国号“大清”，才有了第一个真正的年号——崇德。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此之前，满洲人虽然不喜欢被纳入明朝防卫系统当中当“建州卫”，开始强调自身的满洲血统，不过还是将自己视为中国的藩属，订定尊号是为了将自己的地位提高到像朝鲜国那样，所以“天命皇帝”、“天聪皇帝”这种称号和朝鲜国君一样。然而等到建立崇德年号之后，可就不是如此了，他们自觉建立了一个和大明王朝平等的大清王朝。

同时，这个新建的大清王朝并没有要僻居在东北，和中原的大明王朝并存。不，只要是王朝，依照他们所吸纳、模仿的中国传统概念，那就只能够有占据中心的一个王朝，只能有一个具备皇权的皇帝。

才短短几年，满洲人的野心高涨到他们要进入中心，将明朝取而代之。 更惊人的当然是，所有现实条件冲击配合下，这样突然抬高的野心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了历史的事实。

这个时候的欧洲正在创建一套平等邦国的交互机制；但反观在中国，却是一个外来政权完全承袭明朝的中央意识。而正因为他们是外来政权，所以格外强调、凸显自己是不容挑战的唯一中心，自认就是中国传统当中崛起的一个新兴王朝。

在对外关系上，明朝是由礼部的“主客司”来负责，将周围属国视为“客”，彼此关系的主要实质内容环绕在朝贡活动上。清朝又多设了一个层级较高的“理藩院”。“理藩院”是从原来处理蒙古事务发展出来的。

起初，满清朝廷禁止汉人移民到辽东和蒙古一带，视这些地区是他们自己的发源地。蒙古不是一般的属部，它有着特殊的盟友身份，所以特别设立“蒙古衙门”来处理。“蒙古衙门”改制、升级成为“理藩院”，管辖的范围扩大，包括了西藏、青海、西疆一带，等到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俄罗斯的事务也划归到理藩院。很明显地，“理藩院”负责北方、西北和西南方的非农业民族关系；而传统上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运用中文的地区，则仍然由“主客司”来统理。

 

“主客司”管辖的是朝贡制度，这是中国传统上最熟悉、最习惯的对外关系。

“理藩院”对于清朝来说，就是要处理明朝没有的对外关系。明朝和俄罗斯没有建立往来关系，而北方、西北和西南主要是军事防卫关系，也没有固定、积极的属国互动。但从“理藩院”的设置，我们也就可以看得出来，针对新的对外关系，清朝还是套用中国传统运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朝贡模式。

我们再看《大清会典》、《礼部则例》，这些文献当中明白记录了几个主要的原则。第一，不同的朝贡国有不同的“贡期”，规定每隔几年可以来朝贡一次；第二，朝贡要走规定好的“贡道”，有固定的路线，不能偏离去到别的地方；第三，“贡使团”的人数有确切的规范，最严格的是进京的人数，一般不能超过二十人，如果团内人数太多，二十人以外也就必须“留边听赏”，停留在比较远一点的地方，不得进京。进京和不进京的人数总和，一个贡使团一般不能超过百人。

而“留边听赏”也清楚反映了这套模式的基本观念，“进贡”固然要带来丰厚的“贡物”，不过王朝与皇帝的“封赏”一定远超过所进贡的货品。因而进贡的互动过程当中，王朝得到了面子，属国则得到实质利益的里子，不只可以带回众多赏赐，而且在过程中透过安排，又可以在走“贡道”的过程中，做交易买卖，换取各自属国没有的、各种不同的宝货。

之所以要限制贡使团进京人数，主要是因为要觐见皇帝，有三种不同场合。首先正式觐见，接着皇帝赐宴，最后皇帝封赏，参与这些仪式的人数当然不能太多。还有，在参加之前必须经过仔细地排练，按照严格的举止规范来进行。这三种觐见的场合都需要对皇帝行跪拜礼。另外，如果“贡使团”入京的时候，皇帝刚好避暑不在紫禁城，那就由礼部派遣适当地位的堂官，带领贡使到热河行宫去觐见皇帝。

贡使抵达北京之后，先将贡奉的清单和上呈的文书交给礼部；如果是外国文字，还要由礼部翻译；如果贡使有特殊要求，也都是向礼部表达，由礼部来转奏。最严格的规矩是一切都要通过礼部，绝对不能够越过礼部擅自行动。

贡使尤其不得和任何地方督抚有互动，经过地方如果接受督抚招待也绝对不能送礼。如果有这样的行为，贡使和地方督抚两方都会受到惩罚，督抚甚至有可能被撤职，贡使则会得到“停贡”的惩罚，也就是被取消了下一次进贡的机会。

贡使团在中国有一些基本的禁忌一定不能违犯。例如不能买兵器，也不能买中国的史书。朝廷认定史书当中藏有中国强大的秘诀，如果特别表现出对于中国史书的兴趣，那就是意图不单纯。还有，不得与铺行也就是跟这些商店私相交易。你可以进行买卖，但和谁做生意一定都要报知，让礼部有登录，要得到礼部的许可，不能自己任意找店铺或者是行会。

贡使离开前，要到紫禁城的午门前去领赏。那是一种公开示众的仪式，特别彰显帝国的荣光，能够吸引这些属国远来表示臣服。而贡使团在中国停留的期间，所有的花费一律由朝廷支付。来者是客，何况这些客是带了礼物来，中国是富强的中心，于是就必须尽地主之谊，不能让使者团花到任何一分钱。

这些属国前来朝贡，一方面为了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另外一方面是为了借机和中国通商。清朝基本上实施海禁，不允许对外通商，要取得中国的特殊物品，于是主要就只能够透过朝贡。在中国的制度观念当中，朝贡就是对外关系，而其中最主要是外围的属国进入中国想要得到贸易好处。这是中国和西方接触之前，在对外关系上唯一的、根深蒂固的认知。

我们也就两相对照，1648年之后，欧洲形成了列国体系，而在中国，清朝建立了之后，却始终坚持就只有这套朝贡系统，列国体制和朝贡系统如此天差地别。于是等到西方势力来到中国，中国仍然维持这样的一种朝贡的架构与观念，双方当然就起了非常严重的误解，乃至于从误解而有了严重的冲突。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