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的听友你好，我是李炜光。欢迎来到“钱都去哪儿了？从税史看中国”节目。

上次我们讲到，大清统治在已经濒临绝境的情况下，不得不启动新政，改革最初只涉及军事上的编练新军，教育上的废科举、建学堂，经济上鼓励工商，还有行政方面的裁汰冗官等等。到1905年以后，进一步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加上日俄战争的刺激，于是在1906年9月1日，也就是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宣布预备立宪，改革重心转向了政治领域。

在清末那几年里，预算已经由一般的技术问题，升华为权力再分配的一种政治象征，人们认识到，谁控制了国家的钱袋子，谁就具有了统治的合法性。今天我们就展开这一历史画卷，看看当时的人们是如何讨论国家预算问题，又是如何照葫芦画瓢，筹建资政院作为国家的“预备议会”，又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地推进新式预算建制的。

早期维新派和立宪派，多主张建立新型国家预算制，比如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赵炳麟等。还有载泽，他是出洋考察宪政五位大臣里的核心成员；唐绍仪，税务处会办大臣，负责管理总税务司署，他的思想更倾向于共和。

当时《申报》《万国公报》等媒体上，也有很多对欧美预算制度的报道。比如《大公报》1905年的一篇文章，就批判了“秘而不宣”的奏销制，要求财政数据公开，“收支清单登报”。

这里只介绍开启中国人现代预算思维的两位代表人物：一个是黄遵宪，另一位是梁启超。

黄遵宪曾任驻日本公使馆参赞五年，后又担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他参照日语，将英文单词“Budget”（皮包）译为“预算”，是这个新创的汉语词汇第一次出现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