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你来啦，欢迎收听看理想音频节目《向未知而生：存在主义十五讲》，我是黄竞欧。
上一讲，我们讲了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让哲学从宏大的体系里走出来，重新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他关心的问题是：一个人怎样在焦虑中做出选择，又怎样为没有把握的选择负责。而他给出的答卷是：有些选择之所以困难，不是因为答案藏得太深，而是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答案，能够替我们承受选择之后的人生。
这一讲，我们要讲另一位哲学家，毫无疑问，他是这档存在主义节目中知名度最高、争议最大的一位。这个人几乎把克尔凯郭尔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推到更加极端的地方。他说人没有一个预先写好的本质；说我们都被判了自由之罪；说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他甚至说，人永远没有借口。
这位哲学家就是萨特。
其实我自己在读萨特的时候也经常摇摆。有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一碗毒鸡汤，他说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自由的，怎么可能呢？我能举出一百件身不由己的事。所以，每每处在情绪之中的时候，我总觉得萨特是错的，他在标榜自己的同时pua我。可每每事情过去，情绪平复，当我开始反思的时候，又总是觉得他其实是有道理的。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反反复复，磨磨唧唧，这么多年，萨特依然是我经常会想要重读的哲学家。
但我并不想因此就说，萨特是我的人生导师。虽然我们走进任何一家书店，萨特的书可能还是摆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在这集节目中，我会用一种新的方式讲述萨特，不去神话他，但也不像很多人去黑化他，而是去仔细考察萨特的人生和他的作品有怎样的关系，让我们一起回到法国那些谈论哲学的咖啡馆和酒吧现场，去看看他的那些关于欺骗、关于责任、关于自由的名言，哪些他做到了，哪些只是连他也无法完成的空想。
首先我要强调的是，萨特的自由观不是坐在书房里凭空想出来的，巴黎的咖啡馆为萨特提供了理解自由的哲学语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被德国占领，这些重大的社会变化则迫使他更直接地面对发生于具体的情境中的自由。
战争之前，萨特相信人可以用个体的选择来创造自己；战争以后，他不得不承认，人只能，也总是在一个并非由自己选择的时代里行动。再后来，二战结束后，当他成了全法国最有名的知识分子，他又遇到一个更尴尬的问题：一个一生反对别人替自己下定义的人，怎样面对整个世界加在他身上的那个名字——“让-保罗·萨特”？
在这集节目中，我会陆续讲到三个咖啡馆和酒吧，我们先从一个很反常的夜晚开始讲起。
1941年春天，法国战败后的第一个冬天刚刚过去。维希政府已经成立，巴黎仍处在德军占领之下。一年前，身为法军气象兵的萨特在法国溃败中被德军俘虏，如今，萨特离开德国战俘营，回到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那一年他三十五岁，个子不高，身材敦实，一只眼睛因幼年疾病留下明显的斜视；圆框眼镜、略显凌乱的衣着，再加上一支后来几乎和他长在一起的烟斗，让他看上去很像一个刚从漫长坏天气里走出来、随时准备开口争论的人。
让-保罗·萨特
恢复自由后的第一个晚上，他没有立即去见昔日的朋友，而是推开了一家咖啡馆的门。照理说，这应该是一个轻松的时刻。毕竟几个月来，他和许多战俘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身体挤在一起，几乎没有私人空间；现在他终于回到熟悉的城市，可以自己决定坐在哪里、见什么人、什么时候离开。可真正坐下来以后，他却感到了恐惧。
在战俘营里，人的行动处处受限，但清楚地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群体。回到巴黎，咖啡馆里每个人各占一张桌子，谁也不认识谁。那些获得了自由的人，彼此隔绝，像散落在宇宙里的星球。
萨特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不知道怎样重新成为一个巴黎人。后来，他把当时的自己形容成一个“家乡的陌生人”。这件事听起来有点奇怪，为什么失去自由的时候，一个人反而知道自己是谁；真正恢复自由以后，却突然无所适从呢？
这是因为，在我们通常的理解里，自由就是限制的减少，就是没有人管我，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叫自由。可是萨特在那家咖啡馆里发现，限制消失以后，答案并不会自动出现。没有看守命令他下一步做什么，也没有一个共同体告诉他，他处在什么位置，他必须自己决定接下来去哪里、找谁、成为什么样的人。
自由不是一条充满障碍，最终终于被清空的道路。它更像一张突然递到你面前的白纸，而且你不被允许一直不动笔，你要画点什么呢？
所以，生活在今天，我们要追问的不是“人有没有自由”。这个问题太容易把答案说成“有”或者“没有”，我想大多数听众的第一反应，会是一个肯定的答案——我有自由。但真正困难的问题，不只是“有”这个选项，而是：我们被抛入这个未知的世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并非由我们选择的家庭、身体、身份和时代，那么，我们究竟还能对自己负责到什么程度？
这里还包括一个更贴近日常生活的问题：当我们说我有自由，我可以决定我想做什么、我可以去哪里，在这个同时，我们也经常会说另一句话，叫我身不由己、我没有别的选择。那么，这两者背后，我们究竟是在陈述一个真实的处境，还是为了逃避选择把自己本可以做的选择伪装成必然？
《文字生涯》与童年萨特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回到战争之前。那时的萨特还不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那个在黑白照片里叼着烟斗、时刻准备和全世界争论的人。他只是一个很早就给自己写好了人生剧本的孩子。
1905年，萨特出生在巴黎。父亲在他一岁多时去世，母亲带着他回到外祖父母家中。母亲安娜－玛丽生下他时只有二十出头，在这个家庭里，她有时更像萨特的姐姐，外祖父则成为家中的权威。
萨特的外祖父查尔斯是一位语言教师，留着很有威严的胡子。外祖父家里有一间让萨特着迷的书房，小萨特因此很早进入书籍的世界。对成年人来说，书房是工作和阅读的地方；对一个孩子来说，那些排列整齐的书更像一支沉默的军队，古老、神圣，仿佛每一本都知道世界的答案。
萨特后来在自传《文字生涯》中回望这段童年。他没有把自己写成一个自然而然热爱文学的天才儿童，而是写得很不客气，他说他知道大人喜欢怎样的孩子，于是就努力在他们面前扮演一个聪明、懂事、有天分的外孙。他朗诵，表演，在书房里假装阅读，也观察成年人看他的目光。
换句话说，萨特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一件事：一个人可以通过表演，成为别人眼中的某种人。
当然，这不等于说他对文学兴趣是装出来的。一个孩子既可能真心喜欢读书，也可能享受大人因为他喜欢读书而投来的赞赏。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两件事很难被区分开——我们最早关于“我是谁”的理解，往往就来自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
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他小时候总是被说“懂事”，那么他后来就有可能越来越不敢给别人添麻烦；如果总是被说“有主见”，那么后来就有可能连承认自己就是跟别人想的一样都觉得丢脸。最初只是几次来自外界的评价，慢慢却会变成一个自己乐于扮演的角色，要是角色演得太久，连自己都会忘记它原来是一场表演。
萨特给自己安排的角色就是作家。他很早就相信，自己将通过写作获得一种永恒：现实中的小男孩会长大、会衰老、会死，可如果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的名字就能留在书架上。于是，对于萨特来说，文学不仅是一种爱好，文学也成了他为自己赋予的使命。他不是碰巧想写书，而是觉得自己生来就应该写书。
这份信念给了萨特力量，也给了他安全感，因为只要相信自己“天生就是作家”，写作便不再是一项可能失败的选择，而像一份只需服从的命运。
这很像我们今天喜欢给自己寻找一个准确的标签，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隐秘的安全感。星座、人格测试、原生家庭、专业、地域、代际，似乎每一种标签都能解释一些东西。比如有人说，我是内向型人格，所以不适合表达；有人说，我从小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所以亲密关系只能如此；也有人说，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现在转行已经太晚了。
这些事实当然并不都是借口，人的性格、经历和现实的成本的确会成为对下一步行动的某种限制。只不过，一条关于过去的描述，很容易在不知不觉间变成对未来的命令。“我一直是这样的人”很容易变成“所以我只能继续这样”。
如果让萨特看一份人格测试，我猜他不会急着争论结果准不准。他更可能追问：这份结果是在帮助你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是在替你决定尚未发生的人生？标签可以是一面镜子，却不该成为一纸判决。说“我是内向的人”，可以帮助我理解社交为什么耗费精力；可如果它进一步变成“所以我永远不能表达”，一条描述就偷偷接管了未来。
萨特反对的不是认识自己，而是把认识变成免于行动的证明。
童年的萨特非常擅长借助别人的目光制造自我，而成年后的萨特则会花很大力气拆毁这个自我。
《文字生涯》并不是一封献给文学的情书，反而更像是一场迟来的清算。这本书是萨特从接近48岁开始，反复写了约十年，并在58岁时定稿发表的童年自传，内容大体从出生写到十一岁左右，他在这本书里向我们展示了阅读和写作如何替他制造出一个“天生要当作家”的童年剧本。
他想要在这个年纪，回头审问那个把自己想象成天才和救世主的小男孩：你真的在追求真理吗？还是只想让自己的生命显得必不可少？
这也是萨特和上一集我们讲的克尔凯郭尔之间一个有趣的连接。
克尔凯郭尔怀疑，一个人会用“大家都这样”逃避成为单一者；萨特则进一步怀疑，我们甚至会用“我天生这样”来逃避自由。“大家都这样”和“我天生这样”，听起来是一对反义词，因为前一句“大家都这样”把责任交给群体，后一句“我天生这样”强调个人天性。
可是在萨特看来，它们有时完成的是同一件事，不管是把责任交给集体，还是把责任交给个人的天性，都是让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替我决定下一步。
这当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否认童年。比如对于萨特而言，父亲早逝、母亲的尴尬位置、外祖父的权威、不太完美的身体和相貌，这些都真实地构成了萨特。自由不是把过去删除，然后从空白文档重新开始。一个人没有办法修改人生的第一段，但Ta会不断用后来的行动，改变第一段在整个故事里的意义。
萨特没有摆脱那个在书房里表演当作家的孩子，因为他真的成了作家，而且写得比童年幻想的还要多。只不过，他后来不再把写作理解成命运赐予的本质，而把它理解成自己一次次坚定继续做下去的事情。这一区别很重要。
如果“作家”是一种本质，那么只要拥有这种身份，无论一个人写不写东西，他都是作家；但如果“作家”是一个行动中的计划，那么它只能在一次次具体的写作中继续存在；萨特显然是后一种人，他是在实践中、不停地写作中，成为了他给自己设定的作家角色，在这里，我们最先看到了“存在先于本质”的苗头，你先别着急，我们一会儿再讲这个重要的思考。
萨特还需要一种哲学语言，才能把童年的直觉说清楚，这种语言不是在外祖父的书房里找到的，而是在巴黎的一杯鸡尾酒旁边。
萨特的存在主义，从一杯鸡尾酒开始
我们从1941年的咖啡馆出来，往回十来年，回到1932年至1933年之交，萨特、波伏娃和他们的老朋友雷蒙·阿隆坐在蒙帕纳斯大道的一家酒吧里。
阿隆刚从德国回来，向他们介绍一种当时在法国还很陌生的哲学——现象学。我知道很多朋友会想听萨特和波伏娃的故事，这里不但有八卦，也跟存在主义密切相关，但在这集中我先按下不表，留着以后专门去讲，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萨特本人。
回到酒吧里，当时酒吧的桌上放着鸡尾酒。阿隆指着杯子告诉萨特，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就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而且这就是哲学。用桌子上的鸡尾酒定义哲学，这句话让萨特非常激动。
因为在他接受的哲学训练里，哲学常常意味着从抽象概念出发：先讨论认识、实体、精神、世界，再想办法把眼前的事物装进这些概念。阿隆却告诉他，哲学可以反过来。它可以从杯子本身开始，从它的颜色、气味、里面装的冰块，从一个人怎样伸手拿起它，以及这杯酒此刻怎样出现在意识之中开始。
这是什么意思？哲学终于能开始研究饮料了？不是的，重点不在鸡尾酒，重点在于：人的意识从来不是关在脑子里的一只盒子，意识总是朝向某个外在的东西——我在看窗外，在等待朋友，在厌恶一种气味，在想象一个还没发生的明天。
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
现象学把萨特从书房带回了街道。此后，他的哲学里出现了大量巴黎日常生活：咖啡馆里的侍者、约好却没有出现的朋友、公园里的陌生人、旅馆的楼梯、门后的脚步声、一个女人把手留在另一个人的掌心、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正被别人看着。这些例子不是为了给艰深的理论配几幅通俗的插图，它们就是哲学发生的现场。
1933年，萨特去了柏林，专门学习胡塞尔的现象学。
那时的德国已经处在巨大的政治变化中，希特勒在这一年出任总理，街头的空气远不是纯粹的哲学空气。但萨特当时对政治并不敏感，他主要关心的，仍然是怎样从现象学出发重新理解意识、想象和自我。
这件事后来使他的传记带上一点刺眼的反差：一个正在寻找自由哲学的年轻人，身边的历史已经迅速收紧，可他暂时没有真正看见。
1938年，萨特出版小说《恶心》。与其把它简单说成柏林学习的成果，不如说，萨特在这里把现象学的方法转化成了一种文学经验：不先用概念替世界整理意义，而是让事物以它陌生、偶然、甚至令人不适的样子出现。
小说的主人公安托万·洛根丁住在一座名叫布维尔的虚构城市里。他研究历史人物，去咖啡馆，在街上散步，他的生活很普通，看起来没有特别大的灾难。可他逐渐感到，熟悉的事物失去了理所当然的意义。
这本书最著名的一幕发生在公园里。洛根丁看着一棵栗树的根。平时我们看到“树根”这个词，脑袋里就已经整理好了关于树根的知识，它属于树，埋在泥土里，有某种功能。可在他看到树根的那一刻，那个黑色的、粗糙的、纠缠在一起的东西直接压到他面前。他感到恶心。
什么是恶心呢？这种恶心不是因为树根不卫生，而是因为世界忽然不再为自己提供理由。事物存在，却没有附带一张说明书，告诉我们它们为什么必须如此。谁知道树根是必须如此长成这样呢？世界不是为了配合人的概念才存在，树根不是为了洛根丁而长，人也不是为了完成某个预设的目的才出生。
萨特后来会把这称为“存在的偶然性”。
“偶然”在这里不是说一切都可以随便，而是说，没有一种必然的本质在背后做出保证，没有人保证，我本来就应该成为现在这样的人。我们总希望从自己身上发现一个稳定的答案，好像只要足够了解自己的性格、天赋和欲望，就能知道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萨特却告诉我们，认识自己并不能完成自己，你必须得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把这看作后来“存在先于本质”命题的一种文学预演。一个裁纸刀在被制造以前，设计者已经知道它的用途；可是人不是一件按照图纸生产出来的工具，我们先莫名其妙地被抛到世界上，然后才通过行动，逐渐成为某种人。
这句话听起来很有解放性。没有人天生注定平庸，也没有一次失败足以定义全部人生，可它也拿走了一种可以让我们聊以自慰的理由，因为如果人生没有剧本，我就不能一直等待“真正的自己”从心里走出来替我作决定。
自由的一面是可能，自由的另一面，是没有借口。
只是，写《恶心》时的萨特仍然主要从个人经验出发去理解这种自由。他在咖啡馆里研究意识，在小说里让一个人独自面对偶然性。不久，一场战争会把“处境”从哲学问题变成所有人的日常现实。那些安稳的咖啡馆里的白纸，很快会被防空警报、征召令和德军的靴子盖住。
处境中的自由：二战怎样影响了萨特？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萨特被征召入伍，成为一名气象兵，他的日常工作相当单调：观察天气、记录数据，在漫长的等待中写日记、读书，也给波伏娃写信。
对于当时许多法国人来说，这段时期后来被称作“奇怪的战争”。因为战争已经宣布开始，但真正的大规模交战却迟迟没有发生。人们知道灾难正在靠近，又无法判断它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出现。
这很像一种被历史放大的焦虑，平常我们担心的是自己的工作、关系和未来；此刻，一个国家的命运悬在那里，而个人仍然要吃饭、睡觉、聊天，仿佛生活可以在灾难的等待室里继续保持正常。
1940年，德军迅速击溃法国。萨特成为战俘，被关进德国特里尔附近的战俘营，这个地方离法国不远，就在法国东北方，卢森堡的旁边，它也是马克思的故乡。
战俘营当然是自由受限的地方。人的行动范围、作息和物资都由别人规定。可萨特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却说自己在那里第一次强烈感到一种共同体的经验。过去，他是一个非常强调个人意识的人，现在他和许多人挤在同一个空间里，几乎没有隐私，他的个人生活被迫向别人敞开。
他在战俘营中继续阅读，特别是读海德格尔；也写作、讲课，还为圣诞节创作并排演了一部戏。当然，这里没有必要把这些活动浪漫化，能读书写作，并不能取消被俘的事实；一个人在压迫中保持精神活动，也不等于压迫因此变得有益。
真正改变萨特的，是个人主义第一次遇到无法绕开的共同处境。
他开始发现，人不是一个先在内心完成自己、再偶尔与别人发生关系的意识。在这样的环境里，食物是否够分，消息是否可信，谁生病了，谁获得释放，所有人的生活都纠缠在一起。个人选择还在，却不再像战前那样可以仅由自己来决定。
1941年春天，萨特以健康理由获释，离开德国战俘营。关于具体的手续，后来的叙述并不完全一致，比较确定的是，这不是一次传奇式的越狱，而是一次以眼疾等身体状况为依据的遣返，我们开头讲到的那家咖啡馆，就在这之后。战俘营里的共同生活消失了，巴黎的自由却没有立刻给他回家的感觉。
因为这座城市虽然熟悉，却已经被占领；街道还叫原来的名字，但决定街道秩序的人却换了，换成了德国控制的维希政权。日常生活被审查、配给和失踪的恐惧重新安排。
萨特回到中学教书，也和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叫作“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抗战小组。他们讨论、联络、散发材料，希望参与抵抗。这个小组规模不大，影响有限，也没有坚持很久。
所以，我们并不能把萨特想象成一个地下抵抗的传奇人物，毕竟关于他在占领时期究竟做了多少，后来也一直存在争议。和真正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情报、营救、武装行动的人相比，他的抵抗行动相当有限。
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段经历才更接近普通人的处境。大多数人面对历史时，都不是站在一场电影的高潮里的主角。
我们很少获得一个灯光准确、配乐响起、只要向前一步就能证明勇气的时刻。更多时候，行动看起来琐碎，效果也不确定：要不要在一份办公文件的最后一页上签字，要不要转发一条社交媒体的热门消息，要不要替一个不大熟悉的朋友作证，要不要在冗长的会议上说一句可能没有用的话。
那么，如果行动不能保证成功，它还算行动吗？萨特的回答是：算。
自由不等于我能实现所有愿望。一个囚犯当然没有看守那么多的行动空间，一个被占领国家的普通人也不能假装自己和占领者拥有同样的力量，处境会真实地限制可能，而且对不同人的限制极不平等，可限制并不能替一个人完成全部回应。就算行动的结果不完全由我掌握，但与什么为伍，仍然需要我来决定。
这就是萨特对自由的理解：自由不是口号，而是遇到困难时，也要在行动中去争取的东西。
1944年，巴黎解放后不久，萨特写下了一句最容易被误解的话：“我们从未像在德国占领下那样自由”。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战争使人获得自由，它当然无比荒谬，占领带来的是逮捕、审查、饥饿、驱逐和死亡，不是什么自由训练营。可萨特真正想说的是，极端的处境会让选择的重量暴露出来。
平常，一句话说过也就过去了；但在占领时期，一句话可能使人被捕，也可能保护一个人。沉默不再只是没有发言，服从也不能因为“所有人都这样”就不算行动，每一个决定都更清楚地显示，一个人正在让什么样的世界继续存在。
只不过，这种说法依然太严厉。一个人承认自己在处境中仍有行动，并不等于他要为加害者制造的处境负责。受害者不该因为没能成为英雄，再被追加一份道德判决。自由的空间有大有小，风险也不对称。所以，“没有借口”不能被理解成“没有限制”。
萨特的意思更接近于：限制可以解释我的处境，却不能自动替我完成下一步。
我很认同萨特在这里做的区分，它至少把“自由”从一句鼓励人的口号，扭转成了一种比较诚实的说话方式。承认处境，是为了不苛责那些没有条件成为英雄的人；承认行动，则是为了不让处境替我们把全部责任领走。
说到这，我会想到现在比较流行的“赛博确诊”，大家似乎非常热衷于借助一些心理类的标签来让自己的情绪、关系和行为合理化，比如原生家庭、讨好型人格、ADHD、复杂性创伤等等。一方面，借助这样一些诊断，我们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了解自己，可是另一方面，却也很容易变成“既然如此，以后我也只能这样了”，会让我们产生某种自我受害的叙事。
我们很容易因为这样的诊断，就把某种创伤、某种人格、某种家庭结构认定是自己的本质，从而否认了一个属于未来的，开放的、尚待选择的“我”。如果站在萨特的视角上，这也是一种对自由的逃避。
我们说回萨特。战争使他越来越难以只用孤立的个人来讲自由，也使“处境中的自由”变得更加突出。战前，咖啡馆里的鸡尾酒告诉他，日常生活可以成为哲学；战争期间，同一张桌子旁边最醒目的，可能是朋友连续几天没有坐回来的空位。这个人也许被捕、逃亡，甚至已经死去。战争前，私人约会中一个人的缺席不过会使另一个人有些失望而已，可战争期间，缺席却变成了占领生活的一部分。
巴黎因此不只是他的写作地点，也成了一整座关于自由、恐惧和选择的哲学实验室。
“虚无”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萨特最重要、也最难读的著作：《存在与虚无》。不过别担心，我们不从六百多页的概念体系开始。我们还是从一家咖啡馆开始。是的，法国人就是这么爱去咖啡馆。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请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我和朋友皮埃尔约好在咖啡馆见面，我按时到达，开始找他。咖啡馆里明明有很多东西。桌椅、镜子、灯光、服务员和顾客，每一样都真实存在。可因为我正在寻找皮埃尔，所以它们全都退到了背景里，我的目光扫过一张张面孔，我得到的信息就是“这个人不是皮埃尔”，而不是“这个人在”。最后我发现，皮埃尔不在。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没有出现的人，反而支配了整个咖啡馆。皮埃尔的缺席不是咖啡馆的一件可以指给别人看的东西，它不是桌椅，不是餐具，但它却组织了我眼前的一切。正因为我带着某个特定的期待进入这里，现实才以“不符合期待”的方式出现。
这就是萨特所说的，“虚无”进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所以，《存在与虚无》里的“虚无”，不是说世界其实什么都没有，也不是劝人看破红尘。桌子还是桌子，顾客也没有消失。虚无发生在意识能够对已经存在的东西说“不”的时候：这不是我要找的人；现在的我不是我想成为的样子；已经发生的过去，也不能完全决定下一刻。
我们说物，比如一块石头，它只是它自己，但是人却总能与自己的事实拉开一点距离。
比如一个人在同一份工作里待了七年，白天说“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了”，晚上却还是会点开另一个城市的招聘信息。那张没有投出去的简历，就是“虚无”进入生活的一种方式：现实之外，一个尚未实现、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实现的可能被意识看见了。
这种“看见”，在社交媒体时代体现的尤其明显。过去，即便要一个人想象他的人生还能变成什么样，可是由于他的成长环境受限、认知受限，Ta反而想象不出过多的人生可能。今天，只要我们随手刷一刷短视频，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看见无数种没有被自己实现的活法和人生，有人辞职去了大理旅居，有人在三十五岁重新留学，有人年薪百万……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可以不断看见别人正在实现的生活，也就意味着也可以不断看见自己尚未成为、可能永远无法成为的人生版本。这就是虚无。
萨特所谓的虚无，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人能够在“已经如此”中看见“还可以不是如此”。
这种现实与可能之间的距离就是自由的条件。
在被占领的巴黎，缺席当然不只是一道精巧的哲学例题。朋友可能突然失踪，电话在空房间里响，熟悉的座位连续几天没有人来。我们不能把真实的逮捕和死亡缩小成一个漂亮概念，可战争确实让萨特更敏锐地发现，人的世界从来不只由眼前存在的事物组成，也由等待、否定、损失和没有实现的可能组成。
意识能够让“不在”出现，也能够对现状说“不”。正因为我能看见现实与可能之间的差别，现实才不是一道完全封闭的墙。
不过，这里立刻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人总能超出自己的现状，为什么我们还是经常把自己说成一件固定的东西？答案就在咖啡馆的另一个人身上。
萨特描写过一个著名的侍者。他的动作稍微有些过分准确：走向顾客时步子太快，弯腰时太殷勤，托盘保持着一种经过排练的平衡，他好像不是一个正在工作的具体的人，而是在舞台上表演“咖啡馆侍者应该是什么样”。
萨特并不是在嘲笑服务员，也不是说认真工作就不真实。每一种职业都有动作和规则，老师上课、医生问诊、主持人录节目，也都需要进入角色，问题在于这个侍者仿佛想让自己彻底等于这个角色，像一只杯子就是一只杯子那样，成为一个没有剩余的“侍者”。
但人却不可能像物一样，完全等于自己。
我确实是一名老师，但我不只是一名老师。我有过去、身体、工资和职责，也有尚未实现的可能。我不能说“老师只是我的幻觉”，然后拒绝上课；可我也不能说“因为我是老师，所以我在讲台上的每一句话都只是执行角色，与我无关”。
萨特把这两部分分别叫作“事实性”和“超越性”，事实性是已经如此的部分：出生、身体、履历、过去的行动、此刻承担的关系；超越性则是我不会永远停在这些事实里，我总在朝向还没有成为的可能。
我们可以先在这里做一次整理：咖啡馆里的桌椅、顾客和我已经拥有的经历，是“存在”的一边：它们已经在那里。皮埃尔没有出现、我不愿继续成为现在的自己、我想象另一种生活，则让“虚无”进入世界。正因为意识能够对现实说“不是这个”“还不止如此”，人既是已经形成的事实，也是不断超出事实的行动。
接下来，真正麻烦的问题来了：我们经常只肯承认其中的一边。
“自欺”
在《存在与虚无》中，还有一个对于今天来说，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欺”。在萨特看来，自欺分成两种情况：
第一种自欺，是把自己缩成一个事实。我只是员工，只能服从；我性格如此，不会改变；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生活只能这样；我是一个失败者，所以这一次也不值得开始。
第二种自欺，则是假装事实对自己毫无约束。我当然承诺过，但那只是过去的我；我追求自由，所以不用承担别人因我受到的伤害；只要内心真诚，现实后果就不重要。
前一种人把自己说成一件东西，做什么都已经命中注定，后一种人把自己说成一团没有重量的可能、不用对任何事情负责，两种说法刚好相反，却都在逃避那种更困难的状态——我必须带着已经发生的事实，继续作出不能保证正确的行动。
在萨特看来，这两种自欺都既包含欺骗，也包含被欺骗。一个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自己还有别的可能，才能努力说服自己“没有办法”。
比如你应该有这类的经历，你在工作中接到一个明显不合理的要求，你想去讨论，对方却会说：“我也不认同，但我只是执行”或者说“我没有权去讨论，我只是执行”，这类话可能是真的，职位、收入和权力的差距都是真实的，不是喊一句自由就会消失。可“我只是执行”还悄悄完成了另一件事：它把执行从我的行动中拿走，好像真正执行的是职位，不是我。
萨特不会因此要求每个人立刻辞职。他要我们承认一个更不舒服的事实：留下有留下的成本，拒绝有拒绝的成本，而我可能因为恐惧、利益或责任选择留下。把这个选择说清楚，比宣布“我根本没有选择”更接近自由。
讲到这里，我想先说一点自己的体会。《存在与虚无》这本书最让我受益的地方，不是它教会我只要感觉到被限制就去反抗，就去跟现状斗争，而是训练我“把话说完整”。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只说“公司逼我这么做”，还要继续说：我是因为担心失去收入，所以才选择执行的；不要只说“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进入亲密关系”，还要继续说：我害怕被拒绝，所以选择提前退出。把话说完整并不会让现实中的困难消失，但作为行动的主体，我们却可以重新评估自己的下一步。
2024年的时候，我出版了一本译著，叫做《迷宫：一场存在主义历险》，里面有一只小老鼠，被困在了一个迷宫里，它不知道迷宫是谁建的，也不知道自己是被谁丢进迷宫里的，总之，它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跌跌撞撞地四处找出口。
在故事的结尾，小老鼠走出了迷宫，但却并不是因为它终于找到了迷宫的出口。那它是怎么出去的呢？特别简单，它从兜里掏出一根粉笔，随便在迷宫中找了一面墙，画了一扇门，一推，就出去了。
《迷宫：一场存在主义历险》，黄竞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4年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对这个结尾的理解是，那个被小老鼠认为是无法冲破的，有着厚实墙面阻挡的迷宫，或许原本就不真的存在，它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某些困境，表面上看是我们被动被困在里面的，但或许我们只是对其他可能视而不见，当下的境遇才变成了困境。
我想举一个自己的例子，也是在出版这本书的那一年，我在北京买房了，然后和很多从外地来到北京的劳动者一样，背上重重的房贷。当我们聚在一起抱怨北京的房价怎么可以如此之高，北京的通勤距离怎么可以如此之长的时候，我们就像是一群被困在北京的小老鼠，我们深知自己可能要再花二十年才能走出所谓的贷款迷宫。
不过，在这样的聚会上，恐怕很难听到大家认真讨论另一种可能：要不，我们回东北生活？我们不会把“回东北”视作一种选择，尽管它从来都真实存在。所以，我们这群被困在北京的小老鼠们，手里的那根可以立刻为迷宫画出一扇门的粉笔，或许就是，把北京的房子卖掉，答案居然如此简单。
但你知道有趣的是什么吗？当我把这种可能性，当我把这个小老鼠的故事讲给我周围的朋友听的时候，大家都笑了，然后话锋一转，我们开始说那不行啊，可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们都在北京啊，我想经常跟他们见面啊；那不行啊，我最爱的艺术展和音乐剧，北京最多啊；那不行啊，我从事的AI行业，工作机会在北京啊。
这就是我说，《存在与虚无》教会我的——“把话说完整”。在天平的两端，诚实地面对自己，那么无论是选择立刻画一扇门离开迷宫，还是选择继续在迷宫里游戏，我们都不需要再去抱怨什么了，明明代价早已标注好。
“他人即地狱”
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萨特流传最广的另外一句话“他人即地狱”呢？
在《存在与虚无》的另一个场景里，一个人正透过钥匙孔偷看房间里的事情。此刻，他全神贯注，几乎没有想到自己。他只是一束目光，世界正在钥匙孔的另一边展开。突然，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
他感到羞耻。羞耻不是因为他先冷静地对自己做出判断：“偷看不符合道德”。而是因为别人的目光突然让他看见：我成了一个正在偷看的人。刚才我还是世界的观看者，现在却成了另一个人眼中的对象。
这就是“他人即地狱”真正要进入的问题。
这句话来自萨特的戏剧《禁闭》。与600页的《存在与虚无》一样，我们可以先忽略这些文本的篇幅和题材，直接进入萨特想说的核心观点。
在《禁闭》里，三个死去的人被关在同一个房间里，没有刑具，也没有火焰，他们互相讲述过去，互相审判，又都想从别人那里获得一个有利的判决。后来，门是可以打开的，但他们却没有真正离开，因为每个人都不甘心让自己永远停留在别人给出的定义里。
所以，“他人即地狱”并不是说跟别人社交很累，最好谁也别理。问题不是别人存在，而是我把自己是谁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了别人，同时又想控制别人对我的判定。
这种感觉非常接近我们现在每天都在用的社交媒体。我们发布照片、文字和观点，希望被看见；但被看见以后，又担心别人只看见自己的某一面，很怕黑粉来留言，更怕有认识的人来挖坟。一个人可能被几年前的一句话固定，也可能被职业、粉丝数、头像和一次失败概括。
我们一边抱怨他人的目光把自己变成标签，一边又认真维护一个便于识别的标签，积极地给自己打造着“人设”，希望别人可以迅速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被定义”令人窒息，也令人安心，因为只要别人已经告诉我是谁，我就可以暂时不再做选择。
萨特并没有提供一种可以逃离所有目光的生活。孤独也不意味着可以带来自由。只要进入共同世界，我们就会成为别人经验中的对象；同样，别人也会在我们的目光里被固定。问题不在于彻底取消评价，而在于不要把任何一次评价当成一个人的全部本质。
这也是萨特后来面对巨大名望时最棘手的问题。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也许只需要面对同事、家人和朋友圈对我们的判断；可战后的萨特要面对的，却是整个巴黎给他下的定义。
巴黎很快会把这个在咖啡馆里写作的人——萨特变成“存在主义”的代名词。
我们回到萨特的人生故事线。1943年，《存在与虚无》在被占领的巴黎出版，一本厚重的哲学著作，在战争中并没有立刻引起轰动。很多人更关心配给、失踪和明天的局势，很难有心情讨论“自为的存在”。它真正成为战后公共文化的中心话题，还要等到巴黎解放以后。
“存在先于本质”
巴黎解放以后，情况迅速改变。
1945年10月，萨特在巴黎中央大厅的“现在俱乐部”发表了一场公开演讲。到场的人远超预期，入口被挤得水泄不通，椅子损坏，有人甚至在拥挤和闷热中晕倒。存在主义从大学和咖啡馆里的讨论，变成了战后巴黎的一场文化事件。
那场演讲后来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一书名出版，这本书很薄，只有100多页，相比于砖头一样的他的其他著作，我倒是很建议你有空翻翻看这本书。萨特在其中用一句简洁的话概括自己的立场：“存在先于本质”。前面我们已经在《恶心》中也谈过这句话，现在，它进入了战后的公共现场。
萨特用人和物来做对比：人制造一件工具时，通常先知道它是什么、做什么，再按照概念把它生产出来，它的本质先于它的存在，这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如果世界由一位上帝按照某种“人的概念”创造，那么人也可能像工具一样，出生之前就已经有一个规定好的目的。
不过，无神论存在主义取消了这位设计者。人先存在，先在世界上碰见自己，然后才通过行动定义自己，这是一种“自为的存在”。
这句话为什么在1945年的法国具有那么大力量？我们还是要回到历史中去找答案。
因为战争结束以后，整个国家都在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占领时期，我做了什么？有人抵抗，有人合作，更多人在服从、等待、保护家人和偶尔产生的勇气之间度过。法国也要重新叙述自己：它究竟是一个抵抗的国家，还是一个曾经倾向合作和妥协的国家？
“存在先于本质”告诉人们，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当然不能删除，但一个人、一个社会也不会被过去彻底封死。身份不是保证，自称爱国不能代替行动，曾经失败也不能替未来判刑。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
这句话听起来很鼓舞人心，但萨特却马上把它推向责任，既然没有一套预先写好的价值替我选择，那么我作出选择时，不只是在塑造一个私人爱好，也是在表达一个人可以这样生活。他把这称为焦虑。焦虑不是因为选项太多，而是因为选择没有一位最高裁判提前签字。我不能先证明自己绝对正确，再开始行动；我必须在不确定中承担一种关于人的判断。
这段你有没有感到很熟悉，这和克尔凯郭尔说的焦虑有亲缘关系，克尔凯郭尔从人与上帝、可能与罪的关系理解焦虑；萨特拿走了上帝，却保留了那个悬空的位置。没有上帝替人担保以后，自由没有变轻，反而更重。
我在课堂上经常听到一种很当代的疲惫：不是不知道应该行动，而是觉得所有方向都已经被某种确定的结构堵住了。工作难找，城市消费高，关系不稳定，宏大的历史目标又消失了。相比战后的法国，我们的生活看上去没有那么极端，反而更容易在漫长的消耗里失去焦点。萨特的语言在这里会显得刺耳，却也仍有价值，他让我们不要把“很难”改写成“绝无可能”，“很难”和“绝无可能”是两回事。
当然，我也不愿把这种要求平均地分给所有人。
萨特能写作、发言、拒绝领奖，和他的教育、性别、社会位置与公共声望分不开。责任不能脱离一个人实际拥有的资源。对有退路的人，自由可能意味着承担风险；对没有退路的人，自由有时只意味着保留判断，不把压迫说成理所当然。如果把这两种处境混成一句“你要勇敢”，存在主义就会退化成成功学。
萨特说“人无非是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每个人都拥有大致相同的材料和空间，只要足够勇敢，就能成为任何人。贫穷、性别、身体、种族和制度，似乎都只是意志面前的障碍。可自由从来就不会平均分配。
同样是“换一份工作”，有人损失的是一段履历，有人失去的是全家的收入；同样是公开发言，有人承担几句批评，有人可能失去自由甚至生命。
萨特早期的语言擅长揭露借口，却有时低估了处境怎样进入人的身体和习惯。
战后的萨特没有只靠演讲传播思想，他和波伏娃、梅洛－庞蒂等人创办《现代》杂志，把“写作者生活在自己的时代里”变成一项持续的公共实践。在萨特看来，选择题目是一种行动，拒绝谈论同样会产生后果；这就是他所说的“介入”。
《现代》使萨特从一位写书的人，变成战后法国公共生活中最醒目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哲学、小说、戏剧和评论广泛流传，他对战争、殖民和政治事件的判断也不断成为新闻。咖啡馆、剧院、杂志办公室和街头，共同塑造了“萨特”这个名字。
名望也带来了代价。
1952年前后，《现代》围绕加缪《反抗者》展开论战，萨特与加缪最终决裂；后来，他又因杂志的政治方向与梅洛－庞蒂分道扬镳。这两段关系值得分别展开，今天只保留一个结论：萨特拒绝旁观，却也容易把迟疑理解成退缩，介入能迫使人承担立场，却不能保证立场正确。
放弃诺奖：拒绝被定义，然后呢？
到了1960年代，萨特已经不只是参与公共争论的人，他本人就是一种公共权威。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会把“他人的目光”以最正式的方式放到他面前。这也是我想在本集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最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学机构，准备给他一个几乎所有作家都会珍惜的身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964年，萨特得知自己很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事先写信给瑞典学院，希望对方不要授奖，可信件抵达得太晚，决定已经作出了。
获奖消息在1964年10月公布以后，萨特没有去斯德哥尔摩上演一场戏剧性的现场拒绝；他留在巴黎，向媒体发表声明，随后又写下更完整的说明，解释自己为什么既不领奖，也不领取奖金。于是，拒绝本身立刻成了第二天的世界新闻。
这件事很容易被写成一个清高作家的传奇：别人求之不得，他视金钱和荣誉如粪土。可如果只写成这样，拒奖就只剩下一种性格表演。
萨特给出的理由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个人原则。他过去也拒绝过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不愿接受官方授予的身份。在他看来，作家应该通过作品和行动进入公共世界，而不应该让一个机构把自己变成纪念碑。
另一个是当时的政治处境。冷战时期，一个国际奖项并不只被理解为文学评价，也可能被解释成西方文化机构对某种立场的吸纳，萨特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变成任何阵营手中的证书。
消息公布以后，记者涌向《现代》杂志办公室，他躲开媒体，撰写说明，放弃奖金。一个试图拒绝成为公共财产的人，恰恰因为拒绝，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这件事和《存在与虚无》里的咖啡馆侍者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呼应：侍者把自己演成一个只有“侍者”这一种可能的人，仿佛职业已经替他完成了全部定义；诺贝尔奖也在向萨特提供一个完成式的身份，而且远比一份职业更光亮、更难拒绝。
萨特担心，一旦接受这个称号，公众以后看见的会先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然后再是那个仍在写作、争论、改变立场的人。
诺贝尔奖当然不是一份普通职业，可它同样提供一个完成了的身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特”。从此以后，这个称号会出现在每一次的介绍里，像一个比作品更简洁的答案，它告诉公众，这个人已经通过最权威程序的确认。萨特拒绝的，正是这种被完成。一个人只要活着，就还在行动；而机构倾向于把他变成一个已经总结完毕的对象。
拒绝领奖因此可以被理解成一次自由行动：他不能阻止来自别人的评价，他不能阻止别人颁奖给他，但可以试着阻止评价变成自己的官方本质。
不过，萨特自己的哲学也要求我们把这件事再翻一面来看待。拒绝一种身份，会不会也成为另一种身份？一个人是不是也可能通过“不被任何人定义”，精心制造一个最醒目的自我形象？在我看来，答案是可能的。
萨特因为拒绝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反而永远成了“拒绝诺贝尔奖的萨特”，他没有逃出他人的目光，只是用行动改变了别人观看他的方式，这大概是人和物最根本的差别之一。我们无法决定别人是否给自己命名，却可以继续让名字变得不够用，可每一次反抗又会留下新的事实，成为别人下一次命名的材料。
所谓的自由不是成功逃离所有定义，而是不让任何定义成为最后一句。童年里“天生的作家”、战后巴黎的“存在主义领袖”、瑞典学院授予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是别人和他自己写下的句子。自由不能把这些句子擦掉，却可以继续往后写，让这些title逐渐变得不够用，它不保证我们没有标签，只保证一个活着的人永远比标签多出下一次行动。
当反抗者成为权威：五月风暴中的萨特
四年以后，萨特会面对一种比诺贝尔奖更复杂的目光。一群年轻人走上巴黎街头，反对大学、家庭、资本主义社会和一切僵化的权威。
问题是，此时的萨特本人，已经是法国最有名的权威之一。
1968年的法国，表面上并不像一个即将爆发危机的国家，战后经济增长，消费社会扩张，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可大学仍保留严格的等级制度和陈旧的管理，宿舍、课程甚至男女学生的交往都受到管束。与此同时，越南战争、反殖民运动、美国民权运动和遍及欧美的青年文化，让一代人开始怀疑为什么一边说现代社会越来越自由，一边又要求年轻人沿着学校、就业、家庭这条规定好的道路生活？
导火索首先出现在巴黎郊外的楠泰尔大学，学生围绕校规、宿舍管理和反战政治不断抗议，学校一度关闭。冲突随后转向巴黎市中心的索邦大学，原本局限在学校内部的不满，很快变成对国家权威的公开挑战。
5月初，冲突进入巴黎市中心。索邦大学被关闭，警察进入校园，学生和警察在拉丁区对峙，街垒、石块、催泪瓦斯和被掀起的铺路石，让巴黎街道突然恢复了革命城市的样子。
随后，罢工扩展到工厂和公共部门。数百万工人停工，学生运动变成了一场波及整个法国的社会危机。
我们今天回看“五月风暴”，很容易只看到海报、口号和浪漫的照片，好像整个巴黎都在墙上写诗。可身处其中的人并不知道结局，有人相信革命正在到来，有人担心国家陷入混乱，也有人只是发现，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秩序忽然可以反抗。
萨特明确地站在了学生一边，他接受学生领袖的访谈，进入被占领的索邦大学和学生讨论，也利用自己的名声为运动辩护。他为什么如此支持学生？
一个原因是，他在年轻人的行动中看见了自己的哲学最熟悉的结构：制度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只是学生，应该完成学业、等待资格、以后再参与社会；学生却拒绝把“学生”当成一个只能服从的本质，他们通过行动，重新解释这个身份。
另一个原因，在我看来，多少带着萨特对革命行动的浪漫想象。他长期不满已经稳定下来的左翼组织：政党、工会和大学都声称代表人民，却又要求具体的人按照既定程序说话。五月风暴没有完整方案，甚至充满夸张和混乱；恰恰是这种未经批准的集体创造力吸引了他。
这些革命的年轻人没有等待哲学家发许可证，就已经把“不可能”做成了街上的事实，这一点很萨特，也很危险——因为行动的魅力有时会让人低估行动之后谁来收拾残局。
这和萨特的老朋友雷蒙·阿隆形成鲜明对照，你还记得蒙帕纳斯酒吧里的那杯鸡尾酒吗？正是阿隆最早把现象学介绍给萨特。几十年以后，两人却站在了五月风暴的两边。
阿隆对学生运动保持警惕。他看到了群体激情、语言夸张和革命浪漫主义中可能出现的危险，也认为大学秩序不能靠街头热情重新建立。萨特则认为，知识分子如果总要等运动变得理性、完整、没有风险以后才支持，那么他们能支持的，就永远只会是已经成功的历史。
1979年，萨特与雷蒙·阿隆，为声援越南船民难民危机，二人在这场活动上罕见握手和解，这也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次会面，次年萨特去世。
这两种立场仍然对应着我们前面讲过的分歧：一个人更怕行动失控，另一个人更怕谨慎成为不行动的理由。
萨特的选择并不证明他提前知道五月风暴的意义。事实上，运动内部也有不同的诉求，学生与工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团结，革命想象最终没有按照最激动人心的方式实现。支持一场运动和准确理解一场运动，是两件不同的事。
我们要注意的是萨特在其中的位置。学生反对教授、反对领袖、反对文化名人们所代表的传统权威，可萨特已经是一个不需要介绍的文化名人。他走进索邦时，既是支持者，也是旧世界最著名的来客。一个已经成为纪念碑的人，怎样参加一场反对纪念碑的运动？
他能做的，不是再次替年轻人宣布真理，而是允许他们不把自己当导师。
萨特并不只是远远表示同情。他接受学生领袖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的对谈，进入被占领的索邦大学，在大圆厅里同学生交流，也借自己的名声公开为运动辩护。他没有成为街垒上的指挥者，更不可能代表这场没有统一领袖的运动，他实际能做的，是把媒体一定会递给“萨特”的麦克风，尽量转向年轻人。
从这个角度看，五月风暴是对萨特自由观的一次反向检验。
早年的萨特常从一个人的意识出发：我否定现状，我选择计划，我承担行动。五月风暴却展示出另一种情况，新的可能有时不是某个孤独的个人先想清楚再执行，而是在许多人占领空间、争论、罢工、彼此感染的过程中出现。行动改变的不只是个人，也包括什么事情被认为是“可以想象的”。
在运动开始以前，一所大学当然“可以”被占领，但这个“可以”只是一种抽象能力，因为没有人“占领”过。当学生真的占领校园，旧制度便不再显得天经地义。
运动之后，法国推动大学改革，扩大大学自治和师生参与；原来的巴黎大学后来也被拆分重组为多所大学，比如我在2019到2020年所访问的那所大学，叫做“巴黎一大”，它就是巴黎大学被拆分出来的一所大学。
五月风暴没有实现所有口号，却实际改变了教育制度、劳资关系和社会对权威的想象。
萨特后期的思想越来越努力处理这种集体和历史的维度。他不再满足于说每个人都是自由意识，而是要追问，人怎样被物质匮乏、制度、群体关系和已经形成的历史塑造；一群彼此分散的人，又怎样在某个时刻形成共同实践。
这里没有必要把五月风暴讲成萨特晚年哲学的一次现场证明。历史从来不负责给哲学家举例，更准确地说，历史是在不断给萨特出难题，让他的自由观变得没有那么顺滑。
萨特会告诉今天的年轻人什么？
我们回望这集中讲到的萨特，年轻时，他担心人把自己藏在角色里；战后，他担心知识分子藏在沉默里；到了1968年，他还要学习，不要让“萨特”这个角色挡住别人说话。拒绝诺贝尔奖，是拒绝一个机构替自己完成定义；支持五月风暴，则是试着把自己的公共声望交给那些尚未被听见的人。
两件事都不纯粹，也都不完美。但它们共同提出一个很现代的问题：当反抗已经成为你的名声，你还能不能真的听见新的反抗？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这一讲开头的那家咖啡馆。1941年，萨特从战俘营回到巴黎，坐在一张桌子旁，他发现外在限制减少以后，一个人并不会自动知道怎样使用自由。相反，没有人替他安排下一步，才使自由显得可怕。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在回答那个晚上留下的问题。
他先说，人没有预设本质，要通过行动成为自己；又说，自由总在处境中发生，沉默和服从同样会产生后果；战后，他用《现代》杂志把写作变成公共介入；与加缪、梅洛-庞蒂的分裂，让他看到行动会伤害友谊，也不保证正确；拒绝诺贝尔奖，使他试图抵抗制度给予的身份；五月风暴则迫使一个已经成为权威的人，站到反抗权威的人群中间。
这样的一生，很容易被总结成一种一以贯之的叙事：萨特永远选择行动，永远拒绝妥协。可这不是我们应该从他身上得到的结论。
萨特做过错误判断。
1954年访问苏联后，他曾对苏联社会作出过分乐观的公开评价，后来事实证明严重失真；在与加缪、梅洛－庞蒂的争论中，他又常把对方的保留和迟疑理解成逃避，仿佛每个人都必须立刻说明自己站在哪一边；他捍卫受压迫者时，也可能把复杂现实压进过于清楚的对立里。
早期萨特的自由观常被概括为一种“激进”甚至“绝对”的自由。但即便在《存在与虚无》中，自由也并非没有事实性与处境，这种自由观会在我们说“性格如此”、“环境如此”、“大家都这样”的时候，突然追问：这些事实里面，有没有一部分正在替你隐藏自己的行动？
可如果把这种自由观推到极端，它又会变得残酷，它仿佛告诉每一个陷在困境里的人，你之所以还在那里，只是因为你选择留下。这样一来，结构性不平等、暴力和无力感就会被重新包装成个人失败，这也是今天很多人批评萨特的原因，会认为他本已站在了有权有势的一端。
事实上，萨特并非没有反思自己早年的自由观，后来的他越来越重视另一面：人在行动以前，已经被家庭、阶级、语言、身体和历史塑造成某种样子。我们不是一张白纸，也没有站在世界外面挑选人生。
所谓主体性，不是一种完全透明、随时可以重新启动的自由，它更接近于，一个人怎样生活、承受，并且超越那些已经塑造Ta成为现在样子的条件。
我们可以用一句比较普通的话来概括：人不是自己人生唯一的作者，但也不只是别人笔下的角色。家庭替我们写下人生的开头，身体的客观存在限制了我们自由意志的充分发挥，时代浪潮会突然定义我们的个体努力是否可以成就伟大。自由不是把这些已经写下的部分擦掉，而是在它们还没有替我们完成的地方，继续写下一句。
换句话说，社会时代、原生家庭、身体和相貌都可能无法改变，但它们仍不能单独决定接下来，我愿意往哪个方向走一步。
但这句话仍然要小心。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同样宽度的空白，也不是每一个时刻都适合高声要求别人“写下去”，我们不能拿萨特的自由去责备受害者，也不能拿不同身份、性别、身处不同社会中的人来呼唤，仿佛任何人不能改变处境就是意志不够坚定。
但在另一边，我们也不必把萨特束之高阁，他的信念在今天，没准有更大的启发性，我们在生活中，都熟悉一种更温和的自欺：把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连成一条必然道路，然后宣布，自己只是不由自主地被带到了这里。
想想你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多少人会认为，大学专业决定职业，职业决定生活的城市，城市决定关系，年龄决定接下来的生活。每一步单独看都有理由，最后却出现一个奇怪的结果：我的人生处处有我的签字，却没有一步被我承认是自己的选择。
萨特会让我们把这些理由重新拆开：哪些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哪些是改变成本太高，所以我决定暂时接受？哪些是我其实不愿承担选择的后果，于是提前宣布没有办法？这三者不是一回事。
承认自由，并不是逼自己随时做出巨大改变，它有时只是把一句话说得更诚实：不是“我只能留在这里”，而是“在目前的责任、风险和欲望条件下，我选择留下”，两个句子描述的外在行动完全相同都是“留下”，但后一个却把我重新放回了自己的生活，它也允许下一次选择发生。
比如，要不要换一座城市生活。萨特不会先问“哪座城市才配得上真正的我”，也不会轻飘飘地说“想走就走”。他会要求我把事实列出来：收入、房租、父母、伴侣、职业机会，以及我对失败的恐惧。然后把“我根本走不了”改写成更准确的话：“在这些责任和风险之下，我目前选择留下。”外在结果可能没有改变，但这句话保留了下一次重新计算的权利。
再比如，要不要结束一段已经不快乐的亲密关系。现实中当然有经济依赖、孩子、安全风险和漫长情感，这些都不能被一句“你是自由的”抹掉。可在排除迫切危险以后，我们仍可以诚实地问：我留下，是因为爱、责任和暂时的策略，还是因为不愿承认离开也会让我失去某些好处？萨特不是催人立刻分手，他只是拒绝让惯性穿上命运的外套。
这也是我愿意保留的萨特式的锋利：不要把“承认自己参与了选择”误解成责怪自己，它不是为了给痛苦追加罪名，而是为了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把一点点决定权重新拿回来。
最后，我们再次回到萨特，看看他的人生终点。1980年，萨特在巴黎去世。他的葬礼没有采用国葬形式，也没有由官方仪式替他总结一生，可送葬那天，数万人走上巴黎街头，跟随灵车前往蒙帕纳斯公墓，要知道，上一次在法国能被这么多人送葬的，还是维克多·雨果。这个结尾带着一种萨特本人恐怕也无法彻底解决的反讽。
他一生拒绝被机构固定，拒绝诺贝尔奖，也不断反抗“伟大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可最后，整座城市把他送到了墓地。一个反对纪念碑的人，还是成了巴黎的一座纪念碑。
开头，获得自由的萨特独自推开咖啡馆的门，觉得自己是家乡的陌生人；结尾，巴黎的街道挤满为他送行的人，他没有逃出他人的目光。没有人能。
但在这两幅画面之间，他用一次次写作、争论、错误、拒绝和行动，让“萨特”这个名字始终不能被一句话说完。
所以，萨特留给我们的，不是“只要愿意，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既不是哲学，也不是真的。他留下的是一个更复杂、也更有限的提醒：我们无法决定人生的开头，不能任意改写已经发生的部分，也没有保证每次行动都会成功，但既有事实仍然不能自动替我们完成下一步。
下一次，当你又想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时，也许可以先不急着责备自己，更不必立刻做出改变。只是把这句话放慢一点，再问一次：这里面，哪一部分是我确实无法越过的限制？哪一部分是我权衡之后愿意承担的代价？又有哪一部分，是我已经提前交出去的下一句、是我可以在当下做出的选择？
萨特的一生没有证明他总是站在正确的一边。他只是始终提醒我们：即使历史没有给出标准答案，我此刻站立的位置，仍然与我有关。这就是自由最沉重、也最诚实的部分。
我经常想，如果萨特是我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一位长辈，他身上会有登味儿吗？我觉得很难。
因为当你作为一个年轻人，问他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时，他永远会告诉你，“存在先于本质”——人首先存在，然后通过自己的选择定义自己，没有人本来应该怎样，也没有一条固定的轨道，更没有“到了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情”。他不会用他自认为成功的人生去指导年轻人，因为他相信，轨道根本不存在，每个人都只可能在行动中走出属于自己的路，走向一直存在的旷野。我想，这也是存在主义教会我们的东西。
感谢收听。也欢迎你说说自己眼中的萨特，赞同也好，批判也好。
下一集，我们会把目光转向那个长期被放在“萨特身边”介绍、却用一生摆脱这个位置的人——西蒙娜·德·波伏娃，一个人怎样被塑造成“女人”，又怎样从别人替她写好的角色里走出来？我们下一集见。
《文字生涯》与童年萨特
萨特的存在主义，从一杯鸡尾酒开始
处境中的自由：二战怎样影响了萨特？
“虚无”
“自欺”
“他人即地狱”
“存在先于本质”
放弃诺奖：拒绝被定义，然后呢？
当反抗者成为权威：五月风暴中的萨特
萨特会告诉今天的年轻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