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鲁迅，我是许子东。今天是第五十三集。

原定六十期的节目现在看来好像不一定能完成，说不定到时候要延长几期。

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执笔的《剑桥中国现代史》（《剑桥中国史》第13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的第九章文学部分）有一章是关于30年代中国文学的，他将这个时期的文艺思潮变化，总结为一共六次的文艺论争。

第一次是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就是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批判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主流作家。

第二次是1930年前后梁实秋、“新月派”对鲁迅的关于翻译、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论争等。

第三次是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论争，也就是王平陵等接近国民党的文人，对鲁迅及“左联”的论争。

第四次是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瞿秋白和茅盾展开了论争。

第五次是关于“第三种人”的论证，施蛰存等在《现代》杂志周围的文人与鲁迅和左联的论争。

第六次是关于“两个口号”之争，名义上是“国防文学对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实际上是左联当中的周扬、郭沫若等和鲁迅、冯雪峰等人的论争。

实际上，鲁迅最后的六、七年在上海的战斗岁月就一直伴随着这六个文艺论争。

我们前几集已经讨论了前两次了，今天就讲讲第三次，有关民族主义文学的论争。

鲁迅这篇文章题为《“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最初发表在1931年10月23日上海《文学导报》的第一卷六、七期合刊上。我特别读出这个日子，因为你们看这个日子——1931年10月23日——恰恰是在“九·一八”之后。

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日子，照理说，谈论民族主义应该是最热门、最得民心、最有号召力的话题。为什么鲁迅偏偏在这个时候要花很长的篇幅来批判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