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日本，我们常常想起《菊与刀》对于它的定义，“耻感文化”。但这里想要与你讨论的是，“耻感文化”不是日本的独有特点，或许“暧昧”才是。

大家好，我是徐英瑾，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今天继续和大家讲暧昧这个话题。

我们这一集节目的题目，就叫超越《菊与刀》。为什么要举这样一个题目，因为我们整个系列的节目都是关于日本文化的，所以很多人就期望我讲一点关于《菊与刀》的东西，但我恰恰要告诉大家，我今天要超越《菊与刀》。

为什么呢？《菊与刀》它并没有准确地把握到“暧昧”这个关键词。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一个要点，就首先要破除本尼迪克特女士《菊与刀》这本书所包含的对于日本文化的误读。破除误读之后，我们再要提出正解。

这个正解，是日本自己的作家内田树先生写的《日本边境论》。我认为他的解读是对的，但是他的解读还不够深，需要从更深的哲学角度来开拓他的思想，所以今天这一集节目也是为以后的深读铺路。

我们先来看看《菊与刀》这本书它对日本文化为什么有误读。我们都知道，本尼迪克特女士她并不是专业的日本文化专家，她是一个人类学家，她研究这样一个话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美国官方委托，是为美国的二战政策服务的。当然我认为她是个很有才情的科学家，她的很多观察也都非常细致入微，那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她一个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她恰恰是站在为美国制定战争政策和战后对日政策这个角度。她的应景性和政府的策论性色彩过浓，所以她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整个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个代价就是古今不分，以今来论古。

比如这本书里，她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文献“军人敕谕”。“军人敕谕”是日本政府在1882年通过的一个对全国的、特别是对日本军人洗脑的文件，要求日本军人要确定对于国家的职责。于是，她就由此解读，“你看日本的文化就是这个特点，强调一种对于上司的无脑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