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自律即自由”，排除了一切与美关联的外部世界。这样的观念在解放了美的同时，凸显了它独一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他颠覆了过往的形而上学。但这样的超越，也使美陷入另一种危险。悖论就在于 ：康德划分真、善、美，为求凸显诸领域的“自律”。然而，以“自律”为主导的美学立场，终究无法脱离他的伦理学立场。换言之，这仍旧存在着伦理对美的干预—依照自律的准则，这恰恰又是非伦理的。

在我看，这是康德美学最深处的矛盾。这一矛盾终将困扰后世对他的美学解读：艺术，真的必须“自律”吗？

 

直至大小调体系的确立，声音才终于寻得了一种具有丰富意涵的形式。它不仅对于创作者，对于听者也同样，须以相当的知性经验为前提。正是在知性的框架之内，人才得以领略调性中蕴含的和谐、不和谐、冲突、解决等诸多变化，并与之产生精神的共鸣：愉悦、悲伤、平和、愤怒……一句话概括：调性不仅仅是音乐的形式，更是它的“内容”。对这一点的忽视，是形式主义致命的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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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形式获得绝对的自主，当它不再顾及内容，便会引向另一极立场：一切“音符之外”的维度皆可弃之，普世的诉求也将变为绝对的主观。这就是现代主义音乐。这就是无调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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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多诺眼中，浪漫主义音乐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无调性则代表着旧有秩序的必然消亡，是新时代的预言。当然，从政治、社会的视角来论述先锋音乐，其立意发人深省。但艺术终归不是政治，无调性也非共产主义。本质上，它还是形式主义的成果——也仅仅是基于形式，使勋伯格从勃拉姆斯的作品中看到了诸多动机技法的革新，并冠之以“进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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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延续着一个观念的进程，也是历史，揭开了它深处的悖论。从纯音乐到无调性，就是一部关于“自律”的观念史。在康德写下他关于自律的惊世之论时，又是否听到了——他字里行间潜伏的危机之声？是否听到了那个推倒一切的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