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反映社会、时代和人

在讲这个课正题以前。我自己是写小说的，我们往往看了一本小说，一生中，在你念书的时候或者其他时候，你看那本小说会影响你一生，而且会影响你整个人生的看法或者感受，对人、对世界的认识，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认知。
人家常会问我说文学有什么用？
我在想说文学没有实际的用场，没有什么用场。我想文学对工业没有什么帮助，对股票完全没有帮助，文学甚至于说它对国家兴亡（也没有帮助），杜甫写了那么多的、那么好的诗《秋兴八首》，也没有能挽转唐朝的这个衰落。
那文学有什么用？文学非常有用，很重要的。
第一，我想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我想文学是整个民族心灵上的投射，而且心灵上最深刻的投射。
第二个文学非常重要的一点，文学就是种情感教育，同学们都念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福楼拜有一本小说叫做《情感教育》，文学我想是对人的情感教育很要紧。尤其是小说，诗歌当然也是。
我的老师夏济安先生，他说一个好的小说家一定有广大的同情心。所以文学教育我们什么？教育我们对人的同情，这是最要紧的。
小说是什么呢？小说反映是人生。我想文学写的是什么？人性、人情。我们在这个小说里边，我想人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人有很多理想，很多抱负，你的抱负和你的理想不见得每样都会成功。但是我想整个的人类是往上看，希望我们能达到我们的理想。
那么我想文学写的是人类在追求完美。人类是非常不完美的，追求完美的情况很多人失败了，很多人掉下去了，很多人受了挫折。
我想我们看这些人的挫折，这些人的失败，这些人的忧伤，这些人的痛苦，这些人的寂寞，这些人的孤独，我们身同感受。我们也感受到了，原来我们也有那一刻，也有伤痛的一刻。
法国的《解放报》有一次它就问世界好多作家，你为什么写作？它问的我，我就很直接的、很随口就答出来，我说我写作，因为我希望把人类心中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
我想作为一个文学家，写小说的或者是从事文学的，对人生不一定比一个政治家或者心理学家，甚至一个医生，不一定比他们了解的更深刻。但是文学家跟他们不同的一点是，文学家是可以用文字再造，重新再造人生。我想这一点是其他的无论政治家、心理学家没有办到的。
所以小说它就是反映人生的，小说是反映社会，小说是反映时代，小说是反映人。人是很复杂的，我想大家念过的，到现在为止那些小说经典，你看看每个人的处境，所谓human condition，每个人的处境都是多么复杂，多么不一样。我想小说就是写这些，小说就是这些。
还有一点别忘了，我想文学就是文字艺术。那么小说的好坏的分在哪里？
第一，我们想一本好小说，它内容一定很深刻的，一定很复杂的，它写人写得很复杂、很深刻，那不一定能构成那个好小说、经典小说的条件，不一定。我想我们也很想写，很深刻、很宏大的一种意念。我认为是宗教的话，是宗教很高的一种意念。那么一本小说它所以成为经典一定是它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内容找到了它最适合它表现的形式，所以它成为经典。
大家都看过《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福楼拜的，它所以成为经典，它不光是写一个红杏出墙的一个故事。
福楼拜这本小说，有人说它是我们现代的小说，modern novels以《包法利夫人》为开始。为什么这么讲？
心理，人的心理，他把一个女性的心理写的那样的细微，他用了最精确的文字，最精确的构造，把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人物写出来了。所以他的这个小说这个形式对后世影响很大，所以它成为小说的经典了。
所以我们在说一方面，这小说的内容是不是非常丰富，是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是不是能够对人，看到了人性的某一面，一种新的一种看法，或者是一种新的一种洞识，用新的一种方式，把它表现出来，这是很要紧的东西。
那么所以我们说看了这些小说以后，这么多小说以后，我想对人生、对社会、对人的精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或者感触，而且对文字艺术我们大家也一定有所感受。

巨变后的60年代台湾

那么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今天是陈映真，刚刚杨佳娴教授说她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会选陈映真？因为陈映真他是我的同辈，他跟我同一年生的1937年，我们是同辈的人，60年代我们蛮有意思的，我们那一群人，我想讲讲。
刚刚讲的佳娴说我白先勇跟陈映真两个人什么都不同，文学的观念不同，文学的风格也不同，我们的政治理念也不同，我们的背景什么都不一样。为什么我还会选他、讲他呢？
我认识他，我想着我们不常往来，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很奇怪，我跟那陈映真的关系，精神上有一种契合。我们两个观念、做法都不一样，但是我想我们有互相一种尊敬。我想这可能分两种，很有意思。
我在一个纪录片里边，我的纪录片里边，他们就访问陈映真，他就讲了先勇兄跟我什么都不一样，他可是我很喜欢这个人，他说我们俩人有一种互相的尊敬，在文学上，在理想方面。
等下我再讲讲我们那一代一个特征。所以我选他，不光是我们这两个人互相（尊敬），我认为他在60年代，我们不管他后来他的政治信仰，他是60年代最重要的台湾的小说家之一。
陈映真（1937年11月8日—2016年11月22日），本名陈永善，笔名许南村，台湾省新北市莺歌区人，祖籍福建安溪。1957年考入淡江英专英语系，1959年以小说《面摊》进入文坛。1968年因政治案件入狱，1975年获释后转向现实主义创作，参与台湾乡土文学论战。1983年赴美参与国际写作计划期间结识王安忆等大陆作家。1985年创办《人间杂志》。代表作品包括《夜行货车》《将军族》《赵南栋》。
他的小说非常特殊，他的小说的风格非常特殊。即使在今天，我也认为说他有几篇小说可以称为台湾文学的经典之作。所以我觉得从小说的观点来，我觉得我也要把陈映真他的小说的好处讲出来。
我前面讲到我们那个时代60年代，60年代蛮有意思的。你回头想，从台湾的历史来看，60年经过几次大的政治社会的巨变：
第一个，当然是台湾光复，50年的殖民历史以后，突然间光复了，你看这是个好大的转变，光复的时候我想台湾人民一定对这个祖国更大的期望。
很不幸发生了二二八事变，那对台湾的整个心灵上，台湾人心理上，还有政治上是很大的一个创伤，历史上就很复杂，我就讲这一点。
再过来马上1949又来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了，迁到台湾来，又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动。
在这几个大变动，你算算看，我跟陈映真这些人都是1937年出世的，我们的成长，我们的童年，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成长里也就这几个大变动。那么在50年代的时候，台湾刚刚经过1949的这个大变动，政府刚刚到台湾来，所谓的的惊弓之鸟，惊魂甫定的，一切要从头开始。
所以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在那种的大的变动时代的时候，在文学上、文艺上，当然是可以说等于从废墟慢慢再起来。
那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战后的第一代，那么八年抗战，还有台湾回归这些事件，这些事件在我们的童年、少年时都经过这些东西。我们这一代是经过战乱起来的一代，所以我们在少年时候是看过的。
我想光复、二二八，然后1949到了这边来，再加上所谓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在我们的青少年童年都经过的。
所以在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大家想想看，我自己是所谓的外省人第二代，陈映真是台湾本省的，在光复以后受的中文教育的他们的第一代。所以陈映真跟像黄春明、王祯和这些人都是受了汉语教学，受了中文教学，能够驾驭中文的这一代的作家。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来看的时候，如果要比起来，比以前像中国大陆在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五四运动，三十年代，他们有他们的那个文化背景，他们有他们那个东西。
但我们在台湾长大的，不管是外省第二代也好，是台湾的那个光复第二代也好，我们是等于说一片废墟，文化上一片废墟开始，个人在找自己的出路，个人在找自己的理想，个人在找自己的人生的寄托。

《笔汇》与《现代文学》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很有意思，所以我们那时候产生了一群同时代的作家。基本上是在两本杂志，一本是政治大学的《笔汇》，是尉天骢创刊的，另外一本是台湾大学《现代文学》。这两本杂志可以说是那时候的60年代的台湾的作家，基本上都在这两本杂志上面，他们的初期的时代都这两本杂志上面的发表的。
《现代文学》由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李欧梵等人所创刊，自1960年4月到1973年9月（民国49年3月至民国62年9月），共发行五十一期。在台湾文学史中一直被公认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重镇。
陈映真的小说，他第一篇的《面瘫》，《面瘫》第一篇就是在《笔汇》上发表的。他在《笔汇》写了几篇以后，后来他在《现代文学》上面又写了六篇小说。他非常有名的一篇《将军族》就是在《现代文学》上面发表的。所以这两本杂志也是互通的。
我在《笔汇》上面也投过一篇稿叫《闷雷》，是投到《笔汇》上面去。
但是性质是非常不同的性质，《现代文学》这一批大部分都是从外文系的学生，我自己、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我们这四个是写小说的。还有我们前前后后的，像王祯和、丛苏这些小说家，我们这都是外文系的，像陈映真他也是外文系的。
我想现在是中文系跟外文系的作家差不多平分天下了。当时，中文系是比较保守一点，还停留在古典文学，那时候中文系还没有什么现代文学的，那个时候，是后来才有，是不大鼓励创作的。
反而是外文系的同学，外文系的学生我们开始创作。那么我们那个时代有一点不同，就是很有意思，每一个人的作风，每一个人的文风，每一个人的思想大家都不一样。虽然当时政治上是高压的，社会上是保守的。可是我们这些作家，这些写作的人，每个人有自己的创建，并不随俗，每一个人都不同。
陈映真有陈映真的风格，黄春明有黄春明的风格，我自己有我自己的风格，欧阳子有欧阳子的风格，王文兴有王文兴的风格。那么还有很多作家，七等生，还有李昂，还有她姐姐施叔青，施家姐妹。
当时有一整批，我想我们是战后的一批，我们这战后一批，我们前面像五四的传统在台湾基本上是断掉了。我们那时候几乎是自己重新起来过，我们那时候也有这个理想，讲得好听是理想。
其实我们也有点也不知天高地厚，很想要在台湾要弄一个五四运动一样的，要在台湾要弄一个五四运动，要在台湾要闯出一片天，要闯出台湾的一个新的文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意无意的都在自己在找自己的出路，自己的一种理想。
所以那是个相当理想的时代，所以在那个六十年代开始，后来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成熟的这一批作家，相当有意思。现在来研究的话，我们和而不同，可以这么讲，我们的文风（不同），但我们有一点就是对文学是尊敬的。
对我们来讲，那个时候政治上、社会上，政治比较高压，社会比较保守。我们那时候文学是我们的一个天窗，我们从这个窗外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文学这个窗户给我们看了很多外面的世界。所以我讲我们这一代文学是大写的，对我们来说所以文学是大写的。
所以那时，那个时候文学是我们的非常纯净的一种理想、希望。我们的办了《现代文学》或者什么《笔汇》，总希望新的气象出来，这一点五四像鲁迅他们也希望要闯出一个新的文学出来了，我们那时候也有意无意的，也有这种理想在里边。
所以那一代可以说是相当理想的一代，idealistic，相当理想的一代。那当然我们说年纪也轻，跟现在同学一样的差不多的年纪，在20出头左右，那是也是真不知天高地厚，也没有什么忌讳，自己写自己的东西这些的。那么闯来闯去，我们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本集内容选自2022年《白先勇清华文学讲座：中西小说经典》系列讲座，讲座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原标题为《台湾的忧郁——陈映真小说与台湾60年代》，根据音频的特点进行编辑，有少量删减及配乐等处理。
Editor: Jia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