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oduction: Encountering Wu Hung Through Art and Thought

看理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巫鸿图书馆馆长郑岩。我们现在开始第一部分——进入巫鸿的艺术世界。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可乎？”

当然不可，所以我们第一部分就是要先了解一下巫鸿是谁。

我就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巫鸿老师是1945年生人，抗战胜利的那一年他出生在四川，主要在北京长大。他后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获得了学士学位，然后到故宫工作，在故宫的器物处、书画处都工作过。在文革结束以后，他又再次考入中央美术学院，跟金维诺先生攻读硕士学位。

在之后，1980年到了哈佛大学，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在中国大陆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他在哈佛大学毕业之后获得了博士学位。其实他同时读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大家熟悉的美术史，还有一个就是考古学，也可以叫人类学。在美国，考古学在人类学系，是人类学的一部分。

大家会看到他的研究方方面面非常丰富，这些研究最近这些年在国内国外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除了古代艺术，还涉及当代艺术，特别是2000年之后，参与了很多国内当代艺术有关的一些实践，特别是展览和一些其他的学术活动，在这个领域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最近这些年，他也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国内学术上的交流。

他目前是北京大学王宽诚客座讲席教授，在北大来跟同学们做一些讲座，和老师们有些交流。

巫鸿个人学术史

大家可以看巫鸿老师的学术研究逐步发展的一个过程。

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他在读硕士的时候在中央美院的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叫《一组早期的玉石雕刻》，主要是关于史前龙山时代，具有艺术性的一些小型的、很特殊的一些雕刻，像是有的人认为是人面或者是神像。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可以看到他主要的兴趣是在早期艺术。

这个当然和他在故宫工作的经历有关系。他在故宫工作的时候曾经在器物处做过度量衡的研究，比如他写过一篇长文章是关于秦权的研究，权衡的权，就是度量衡、衡器的研究。

那么，他跟金维诺先生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商周青铜器的研究，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早期关于战国中山王厝墓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

他到哈佛大学读书以后，也还在延续这方面的一些讨论，包括史前的这些研究。大家同时可以看到他开始准备他的博士论文，慢慢地转向汉代艺术的研究。

他的代表作大家都知道就是《武梁祠》，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在这个书出版不久，他又出版了第二本书《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在书里边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从史前一直到六朝，整个早期中国美术史基本的框架都包括进去了。

实际上，他在哈佛大学入职的时候有一个演讲，就是关于中国古代的绘画和屏风的关系，所以可以看到发展为《重屏》这本书，他的研究可以说是逐步在扩展。

那么很快他就从关于古代，特别是先秦到两汉时期，这些以墓葬为中心的祖先崇拜、祭祀这样的一些早期宗教的形态，逐渐发展到对这种制度性的宗教的研究。比如说以敦煌为中心关于佛教艺术的研究，包括早期佛教艺术和后来他关心的道教艺术等等的一些讨论。

所以这样一个脉络上逐步地推进，它的领域几乎涵盖了整个古代中国美术的研究，包括绘画史。

大概在90年代的时候，他开始参与《中国绘画三千年》，当时还有高居翰、班宗华这些教授一起，中美很多学者一起合作的。那么巫鸿教授是负责早期的绘画史的写作，这样也引导着他，把他的目光就一下子展开到整个绘画史，所以我们看到他最近的一些著作三本关于中国绘画史的讨论。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从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在做一些艺术家的小型的展览，到90年代又开始有目的、有意识地向美国学界来介绍中国当代艺术。在2000年之后，他就回到中国，每年都回来，来推进国内的这些当代艺术的研究，包括展览等等这些工作。大家当然还可以看到他很多新的板块，包括比如说摄影史这些领域都积极地在参与。

可以说从中国史前一直到当下正在发生的各种艺术现象，他是事事关心。所以我们可以想，在整个中国艺术史的领域，在发展过程当中，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学者。在今天很少有一个这样的学者涵盖这么广泛的一个研究领域，所以这也是大家对他比较有兴趣的方面。

最近这些年他其实有很积极地在回应全球艺术史这样一个概念。他也希望在全球艺术史这个概念下，能够有一个中国学者的、中国角度的一种声音，从中国出发，怎样能够贡献于整个全球艺术史的一个发展。

当然他整个研究的面向这么多，一方面跟他的训练有关系，包括他在故宫的经历，他在中央美院跟金维诺先生的问学的经历，跟张光直先生作为一个人类学的对他的训练都有关系。同时我觉着他很有过人之处，就是他特别善于思考，特别对于整个学术史和当下的学术动向，有一个思考和判断。

比如说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他都抓到了，一个是他到美国之后，研究了当时整个美国关于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形态。我的理解就是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在美国基本上是，或者是整个西方，整体的基础是物馆学。

就是博物馆收藏什么，我就研究什么。比如说西方博物馆收藏很多中国书画，特别是绘画，我就研究这个卷轴画。

还有一部分就是他们比较早开始介入到敦煌的研究，那个时候大家还说“敦煌学在国外”，就是有一批学者研究敦煌，在艺术方面当然也不是说特别深入，但是毕竟有人在做这个部分。还有一部分大概做青铜器，他们也有很多青铜器的收藏。

当然有很多版块，但这个版块很难把它关联成一个特别有逻辑性的、特别完整的一个中国艺术史。所以他是看准这个问题，所以他觉着他有一种责任，怎么样在一个世界、国际的平台上讲一个完整的中国故事？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他所处的时代就是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00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一下子打开。这是一个大的背景，中国跟世界一下发生关系，中国当下的一些艺术现象、艺术实践在蓬勃地展开。所以他对当代的艺术感兴趣，他觉得这个要及时地抓住。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问过他，我说你做古代艺术为什么也要做当代艺术？他说这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这是一个史学家的一个敏感。

另一方面他看到一个东西，我觉着跟他在故宫的时候，和很多学者的交流可能会有关系，就是考古材料。中国在80年代、90年代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这种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落地半个多世纪了，所以大量材料开始整理、系统化，这个材料的量和整个的系统性是博物馆远远不能比的。

那么，他看准一点就是中国考古发现源源不断提供的这些我们研究艺术史的材料，在根本上改变了今天中国艺术史的材料的基础。我觉着这个改变是结构性的改变，不是一点两点的补充或是填补空白，不是这个概念，是整个结构都改变了，所以他觉着我要及时有个回应。

就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下，再结合他的一个学术训练，比如张光直先生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所给他的训练，我觉得他极好地抓住这样的一个关键点。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早期的研究是从考古材料进入。

那么，考古材料这样的一个入手的方式同时可以跟美国博物馆形成一个整体。他同时在关心当下正在发生的当代艺术，所以在他这里的中国艺术史不是个别板块或者个别的类型，它成为整个脉络和链条。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抱负，就是在面对整个世界来讲中国艺术的故事，这个故事从古代一直讲到当下。

如何进入巫鸿数字图书馆？

可能每个人对整个学术领域的进入的方式不太一样，对一个学者也是，我们把巫鸿本人想成是一个图书馆的话，那我们先去抽哪本书不太容易马上给它规定下来。

就像我们每个人自己进入一个图书馆一样，我觉得有时候用他的话来说“偶遇”，我倒不想给各位朋友制定一个你先读哪本书，后读哪本。大家可以凭一种个人的兴趣和机遇去找，这样说不是不负责任。

可能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就我个人来说，我会先推荐《武梁祠》，大家可以读这本书或者关于武梁祠的讲座。因为我在认识巫鸿老师之前，我先读到《武梁祠》，跟我个人的背景也有关系。

那时候正在山东发掘汉代的墓葬，所以我带着《武梁祠》的英文版，我就到了考古工地，白天挖掘，晚上读《武梁祠》，这种经历可能换到别人身上就不一定合适。

如果全面想了解巫鸿的话，确实可以顺流而下，从他早期读到晚期，我自己就是这样。从他第一篇文章、第一本书逐渐地这么往下读，也看到它不断地变化。当然也可以溯洄从之，逆流而上，先看他最新的。

当然如果大家抱着一个学习目的的话，上来看他最新的东西要做一个模仿或是描红，我倒觉着不是一个太好的办法，因为那是他后来的一个发展。也许大家从他最早的一些个案研究开始来进入。

对我自己的学生，他们有时候读巫鸿老师的一些书，我倒是给他们推荐第一本先读《武梁祠》，第二本我也许会推荐《空间的敦煌》。因为在方法论上它们有点相似，他也把整个敦煌作为一个作品来研究，当然这是一种类型。

还有一种我觉着是是长时段的一个写作，类似“中国绘画”这套书。

还有些是横向的，比如说《偶遇》、《生动》这些书就是一个横向的。当然他的书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其实他自己有一个很强的意识，那时候我比较年轻，30年前、20年前有一次向他请益。他就说其实我们做学术研究的一个原则就是不重复，既不重复别人，也尽量的不要重复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他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所以不断变化，研究领域变化，写作方式也在变化。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巫鸿主义”。

有年轻朋友会把他看成一个学术偶像，其实他自己不一定这样想，因为他自己是不断地要寻求一个对自己的突破。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阅读，我们都是一种批判性的阅读，都是带着质疑，带着提问。听他一个讲座，实际上是一个对话的关系，有一个讨论的关系，我觉得他也是希望跟我们来形成这样一种关系。

生动：学术之外的巫鸿

巫鸿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前一段时间去拜访他的姐姐巫允明，我们都叫他大巫老师，大巫老师她比巫鸿先生大几岁。她就说起来，哎呀，巫鸿小时候太调皮了，太爱玩了。他是一个好玩的人，我们今天会把他看成偶像，说到底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生动的人。

就像他的学术一样，他的人整个充满活力，感觉是永远是一个年轻人的状态。

他喜欢美食、喜欢旅游、喜欢运动。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北京的这种工人运动会很多记录的保持者。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我没有问过他，原来听过他们聊天，说他当年去哈佛读书的时候就还带着一双冰刀到那边去要溜冰什么的，你想那是80年代初。

他今年80岁了，但是你就会看他像一个小伙子一样，也喜欢吃，喜欢玩，经常和我们聊天聊到很晚很晚。

他对学术的热情和他对生活的热情这些方面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我们如果深入了解，他这一代人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磨难，从战争年代到后来历次的动荡，大家都熟悉这一个历史，他所受到的磨难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但是他很少跟我们谈这些问题，不是说他刻意去回避或者什么的，对他来说好像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当下和未来，他总是充满巨大的活力，努力地工作。

我非常佩服他，他的工作状态和他的生活状态是完全是一致的。

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起来以后就开始写作，他是超级自律的一个人。

其实最近几年他的腿、腰什么都会有点问题。我有一次到他家去，我一看他一个桌子，桌子上又摞一个凳子，然后上面就放一个笔记本电脑。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说这是我的工作台。我说你站着写能站多长时间？我就站一天，他说不信你试试，这样站着写腰就很舒服。

去年他的腿有点问题，膝盖有点问题。我们的同学就陪他去医院看医生，检查一下。同学回来就跟我说说，他非常的受触动，在那等着看医生，巫先生就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写了。

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我们在翻译《中国古代与建筑艺术中的“纪念碑性”》这个书。翻译完了以后出中文版需要他写一个中文版的序，我就问他要，因为那边全部正文都排好了，这个责任编辑就在催。

他就说什么时候要，我们就说越快越好，他说我从美国飞北京，我到北京以后给你，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发给我了，他就是在这个航班上写出来的。

我也听好几个人说过，他们一块到欧洲去开会，别人都在飞机上睡觉，他就在飞机上写东西。所以身体好是一个方面，再就是勤奋。

所以有朋友问我说他写那么多东西是不是有一个写作班子、写作团队，他是不是有秘书？他负责聊天，别人给他找材料写。不是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写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是这样的，而且没有什么记旧账。比如说大家前几年看到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这本书。大家说巫老师又写了一本书，真快。

不快，真不快，因为我最早听到他在研究Family Space这个女性空间的时候，我正在芝加哥大学访学，那是1996年。他在那个课堂上一个专题课，就讲中国艺术中的女性空间，你想1996年、2006年、2016年，差不多20多年这本书才出来。

所以他的每一项研究都开始得很早，就是多头并进，就是积累，就是勤奋用功。这是我觉得我们年轻朋友应该向他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