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Did Education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reate a Cultural Rupture?

 

今天我有个机会在中大这里跟大家讨论这个题目，五四运动九十周年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传统与现代”这个主题。今年刚好是五四九十周年，不管是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我们已经看了很多的一些反省的文章， 很多讨论，五四运动这个题目太大了，牵涉到各方面——无论是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各方面的，牵扯的很大，所以大家的讨论也很多。

在我今天限制在五四运动几十年来在文化上的一些影响，我自己的感受，我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下“如何去融合中西跟古今？”这个大题目。那我自己一路走来，从我的文学创作，到我们的昆曲的制作、推广，我们跟这个都有关系，经过这个路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几十年来摸索的这条道路的经验，提出来跟供大家参考。

我这一代其实回头看的话，受五四时代的整个精神影响还是相当深的。我在台湾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校长，傅斯年先生——他是五四那个时候的学生领袖之一，那时候他创办了新潮杂志，影响很大，后来又是老北大的校长，当了我们的校长。他可以说是非常标准的五四时代的领袖。

所以他把五四那种的精神，那种的风气，还有老北大的那种所谓的liberal tradition，那种的自由风气，带到了台大。一个学校有它的校风，一个学校的一个personality，一种性格，台大性格之所以形成，我想跟我们傅斯年老校长把老北大，把五四的传统带到台湾去，带到台大去，有相当大的关系。

所以台大这些年来出了很多很多人才，有些人身上你可以看到了五四那一代那种“造反精神”，有点那种的精神，隐隐约约在这上面都可以找到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念书的时候，傅斯年校长已经不在了，已经过世了，而他在台大留下来的一个很象征性的就是他的“傅钟”，我们学校的那个钟，我们叫“傅钟”，所以每次上课下课声音一敲，好像我们副校长的声音就回来了。还有一个“傅园”，我们那时候在办杂志，到“傅园”去开会，我们到那边去时候好像傅校长的那种的精神，默默中给我们当时一种鼓励。

那五四精神是什么呢？——求新，最重要的一点它是“求新望变”，在某方面来说我们的确是受了这种的鼓励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台大念书的时候，我们同班的同学创办了现代文学，多多少少也受了傅校长的他们那时候说的他们那是创办《新潮》杂志那种鼓励。那个时候他们创办《新潮》杂志，创办《新青年》，改变了整个一代的那些文学的风潮。

那时候我们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校长可以这样做，我们也来，我们自己也创办一个杂志，我们也来改变。那个时候多少有点年轻气盛，我们一班同学们就创办了《现代文学》，都是受到傅校长那个时候他们的鼓励。

而同时我们的老师们，比如说殷海光先生，他自己自称是五四之子，那时候他教我们逻辑课，在学校里教我们逻辑课，常常提醒我们不要相信权威，让我们反权威，不要相信权威、权威讲的话，你要先想一想合不合逻辑，不能说是诉诸权威就可以了，他经常灌输我们这种的自由思想。后来殷先生，大概太过自由了，他也遭受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麻烦。

不过的确是那个时候台大风气，由于傅校长他的领导，由于殷海光先生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们，那时候很多的台大的老师是从北大过去的，对我们都有些影响。

那我们自己那个时候是在外文系念书开始接触的是很多都是外国文学、西方文学为主，那时候刚好西方的modernism，现代主义高潮以后的时候，许多的masterpieces，杰出的这些作品已经出来了，我们那时候受那些影响很深，所以那时候对那西方文学这种向往，对“求新望变”（向往），所以往那边走。

可是在同时，就在我们在追求创新、追求改变，受西方影响在那个时候的同时，我还有我们有几位同班的同学，我想不约而同的对我们的传统，有一种另外一个力量拉着我们在往那边走。所以我们在办《现代文学》杂志，同时我是常常到中文系去听课，那时候听叶嘉莹老师、王叔岷先生，还有郑骞先生他们的唐诗宋词、《庄子》，这些课目我们也我去听。

所以这个方面跟五四时代时候就非常不同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一方面是往前走，一方往西方那边看，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中国的古典文学有另外的一种向往。

因为我想我们也知道五四的时候反传统的时候，反的非常厉害，那时候基本上传统的力量，我们在60年代在台湾的时候已经相当薄弱了，拘属我们的力量已经很少了。回头来看，我们没有像五四时代，那个时候很激烈的那种反传统的那种精神我们没有的，我们没有那种反传统的精神，因为我们那时候传统已经被打倒了。

一方面（学习）西方文学、西方文化，回头又来省视我们自己的传统，那个时候虽然年纪很轻，可是不自觉的把这两种力量想办法怎么融合起来。

我个人来说，我的自己的作品是如此。我在创作的时候，当然西方文学的他们那种创新的精神是对我是影响很大，可是我想回过头，在我们的这传统的文学里头，文字之美，那种的意境之美，还有我们传统小说世界——中国人的人情世故，这种东西对我也影响非常大。

所以在这方面看起来是两边是比较冲突的，两种不同的文化的冲突，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这种冲突其实对我来说，相当大的受益的地方就是一方面我们接受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又探回归——从头去省视，重新去看、重新去发掘，重新再来去看——我们的传统。这种的心态，这种态度对我个人来讲是一直持续下来的，也是我这一生中，我想我自己，不管是文学创作也好，在其他的艺术的比如说戏曲的制作也好，都是一个方向。

新跟旧，中跟西这些怎么的融合？其实说起来好像容易，其实是艰难的，非常艰难的，很大的挑战的一个过程。

那我今天我把讲题把它浓缩在有关我们的文化教育方面，我刚刚讲的时候，我在大学受教育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指标让我们去这样做，正巧有的这个台大整个氛围，让我们这样子，是我们自己去摸索出来的。

五四大家探讨了很多了，有一点好多年前我也提出来，到现在九十年了，我觉得这个题目变得更加急迫了，就是我们的教育方面，尤其是我们的Fine Arts，我们的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觉得有一些我觉得深深的一些体验。因为从五四的时候，从19世纪以来，我们突然发觉了是中国无论说各方面远远的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在那个时候可能被西方科技文化完全压倒了。

所以那个时候所谓有一个“救亡图存”，“科技救国”这种的口号提出来，所以五四要提倡科学，那么另外方面是民主，这两个大的题目出来。

在提倡这种科学、民主新的这个教育时候，当时的教育制度也就是全盘的有一个大改革了。五四以后，我想我们的学制基本上是模仿西方的，基本上是西化的，基本上模仿西方的，那时候我们的一个信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我想要赶上西方国家，如何缩短我们距离？

那时候这个信念第一就是科技方面，所以我想要去研究我们几十年来的教育史，可能就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在科学方面、科技方面如何赶上西方？我们在拼命的后面追，我们所有的力量，几乎我们所有的力量都是投注在这个上面去。当然我们成绩斐然，的确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育上面，这方面的成就最高，我们训练出大批大批的工程师、科学家，这我们的这个现代化也是靠这一批人。

同时，当时教育改革对于我们的文化教育、艺术教育，the Fine Arts这个教育，当时的教育基本上把我们的传统的中国文化——像我们的传统的音乐、我们传统的艺术、我们传统的戏剧，是有系统的排除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之外。

我们的小学、中学的音乐基本上是学的是西方音乐；美术方面，我们基本上也是画的是西画——我们画水彩，我们画素描；我们的戏曲方面、戏剧方面基本上在中学、小学没有了，大学的戏剧系里边，大部分基本上是西方的戏剧。

所以在这种Fine Arts 教育方面，我想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是大大的不足，我不知道那时候的教育家是在怎么样的信念之下，要把中国的这些传统的音乐、美术、戏剧排除在这个教育制度之外。那时候信念是不觉得说上这些科目会对我们的科技教育，对我们整个现代化有所阻碍？

如果是学西方的音乐，西方的美术是不是会增加我们对现代化的进展，是不是有这种信念？我在想为什么那时候我们的水墨画，我们的音乐，我们的国乐完全停止。

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育从五四以后几十年来，甚至到今天还是如此。今天我们在小学、中学、大学能够有这些中国的传统的这些音乐的、或者是美术的，或者戏曲的科，很少很少的，也许少数的中学、少数的小学、大学里边有些科目设了这些，可是基本上来说，这几十年来，我想在教育制度上面是有系统的排除的。

这样子我想我就提出一个疑问来，由于这样的排除，对于我们这几十年以来在文化认同上，culture identity，在文化认同上产生一些什么后果？这个问题好像大家已经很多年还没有坐下好好的来研讨，没有好好的来反省一下。

在英国来说，他们不念莎士比亚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整个文化的那种认同，那个莎剧对他们来说，是他们英国文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他们不念Shakespeare，这是不可思议的；我想那些法国人，他们那么骄傲于他们绘画的传统，他们每个传统，如果他们在学校里面，他们不去研究他们那些伟大的画家，中学、小学不去学习他们那些画，这也不可思议；德国人你说他们从来没听过贝多芬，从来不听Mozart（莫扎特），这也不可思议，就是他们总有一种culture identity，他们的音乐、戏曲、绘画、艺术很重要的；那意大利人， 他们对他们的Opera他们总会听过一些。

我想这些民族之所以成为他们自己，他们一定有所认同，他们一定对他们的很重要的音乐，他们很重要的戏曲、戏剧，他们很重要的绘画，他们总有很重要的一种认同的方式。

但讲到我们中国，我们也有很伟大的画家，我们也有很了不起的剧作、戏剧，也有成就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音乐，可是我想因为那个五四以来的那种的教育制度上，让我们产生一种态度，产生什么态度？就觉得自己的这些，我们的绘画、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戏曲是不够重要，重要的话，学校里面应该教了，学校里面应该研究了，学校里面应该当做很重要的科目来研究了。

我想因为他没有把它归纳成为正式的教育里边，所以让我们产生一种态度，对于自己的文化好像觉得它是落伍的，觉得它是一种陈旧的、落伍的，没有去认真的去看它，没有认真的去欣赏它，没有真正的来看到我们的美。这样子的话，我想这个的确，中国人对那个文化的认同的问题的确相当的严重。

像我们现在是五四已经九十年了，是不是应该坐下来好好地来探讨一下我们教育制度上的偏差？其实这个后遗症是蛮大的：

第一是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失去自信。我们听我们老师的话，我们老师讲的，如果我们老师在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教给我们的山水画好在什么地方，美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水墨画了不起什么地方？我们的书法是独一无二的世界的一种最高的抽象的艺术，书法好在哪里？

如果从小我们耳濡目染都听到老师们对我们的解说，我想我们的对我们文化的认同肯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欣赏我们自己的戏曲，可能我们对我们的戏曲也有另外一种看法。所以我想五四以来，教育上的偏差，第一让我们失去了对我们自己文化一种自信。

第二我们的审美观，我觉得也出了问题。Fine Arts那些文学艺术、音乐、戏剧都是培养我们对美的认识、认知。

那么中国人其实自己有一套美学的，你看看我们的青铜器，你看看我们宋朝的瓷器，你看看我们自己的绘画，我们自己有一套美学，而且这个美学到现代来讲的，看它是有一个系统下来的，我们对颜色、色感，我们对颜色的配搭，我们对这种的看法都有中国人自己的一套，我们也有非常美的地方。由于这种的我想对我们的绘画，对我们的这些东西的一些教育的缺失，所以我们在美学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混淆，我想有时候会变得美丑不分。

这种的教育的偏差的确造成了一连串的一些后遗症，在于说这么多年来五四已经九十年了现在，当初我想我们能理解为什么那样极端的要扬弃我们的传统，要抛弃我们的传统，急不待等的要跳入这现代，要加入列强现代化的潮流。因为那时中国太弱，救亡图存 。

那慢慢的我们情形已经改变了，经过这么多年了以后，是不是这个时候有机会， 我们应该坐下来重新来回去，再来看我们传统，可能我们有了比较新的看法了，比较理性，比较没有那么偏差，没有那么极端，没有当初因为要“救亡图存”那样子的那种极端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