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My Two Younger Sisters | A Small Family in a Great Age

 

我的两个妹妹都在天津出生。大妹资华筠生于1936年，比我小六岁，小妹资民筠生于1938年，小我八岁。她们却都先我而去，寻父母于地下，独留我一人在这里追述她们的生平。

 

我作为“独生女”一直到6岁，总是羡慕别人家兄弟姐妹成群。终于有了一个妹妹，十分高兴。大妹生于家里开始兴旺之时，当时正好外婆也在，她的出生平添许多热闹。她从小精力充沛，到两三岁时就特别淘气，跑得飞快。看她的保姆一不小心就被她逃脱，在后面拼命追。母亲对她的顽皮也很头痛，所以随着她的长大，精力主要花在管教她，对我就放松了。这令我很高兴。

听说有的孩子常对初生弟妹有妒忌心，因担心父母分爱，我绝无此心，相反，母亲放松了对我的注意，使我感到自由，并有成为“大孩子”的自豪感。不过由于年龄差距大，妹妹不能成为我的玩伴。到我上中学时，她开始上小学，我和同学在一起时，她总要跟进来同我们一起玩，我们就设法甩掉她，有一次不知谁竟然出了一个损招，让她进来，给她讲鬼故事，绘声绘色，想把她吓跑，谁知她越紧张越爱听，更加缠着我们接着讲。诸如此类，也可见她的个性，大胆而执着。后来在事业上就成为认定目标克服一切障碍的冲劲和毅力。

华筠能歌善舞，从幼儿园就表现出众，凡有表演，她总是主角，长得也漂亮，在亲友中人见人爱，总要让她表演一个，她也不认生，不怯场。上小学时，母亲开始让她随我的钢琴老师刘金定学琴。刘先生也十分喜欢她，凡有活动总是带着她，母亲戏称她是刘先生的“香襦包”（就是随身携带的香囊）。

后来刘先生发现她举手投足有舞蹈天赋，就说服我母亲，送她到一位白俄老太太那里学芭蕾，这当然也和学钢琴一样，是课余的，不是专业的。我去参观过一次她们的练功课，孩子年龄不等，最大的可能已是高中生了，华筠也不是最小的。她在那里进步很快，不久又成为佼佼者，还上台表演过，留下一张“天鹅之死”的剧照。二战结束后不久，随着苏联宣布允许流亡在外的白俄回国，恢复国籍，那位教芭蕾的老师就回国了，华筠的舞蹈学习就此中断。但是这短暂的学习唤起了她对舞蹈的兴趣，与她后来决心以舞蹈为业不无关系。

她中学上的南开，那时我已到北京上大学。只听母亲说，她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不必为她的学习操心，而且与我不同的是，她体育特别好，是田径健将，全市中学生运动会得过跳远冠军。1950年她初中毕业，适逢中央戏剧学校招生，忽然决心要报考舞蹈班。

那年初，乌兰诺娃随苏联艺术团来华演出，引起轰动，满城争道。中国传统中，演艺人员总体的社会地位是不高的，而在西方、在苏联，他们都列入艺术家，地位很高，特别是苏联的“功勋演员”、“人民艺术家”等等更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在中国共产党那里，“文工团员”也是受尊敬的职业。所以此时华筠提出来要以舞蹈为专业，与潮流相吻合，家里没有反对的理由。

我母亲心中不情愿，她当然不会赞成女儿书读得好好的，到初中毕业就辍学，我家亲戚中还无此先例。但是“唯有读书高”这种观念已经受到批判，华筠向她宣传乌兰诺娃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有多高，而且进入“中央戏剧学校”就等于是参加了革命工作，与一般升学不一样（实际上也的确不是“学校”，后来改为“中央歌舞团”）。父亲当时正满腔热情拥抱新社会，在家中是思想最“进步”的，完全支持华筠的决定。我想即使不是学舞蹈，华筠如果决定辍学参加南下工作团他也会同意的。

在此情况下，母亲当然不能再坚持反对。这场家庭会议我不在场，情况都是事后母亲告诉我的。我对此也不反对，而我的理由是从兴趣出发，我认为把“好玩”和职业联系在一起是乐趣无穷，十分幸福的事。因为我虽然对自己的专业不是没有兴趣，但是有时读书读得很苦，而且那时已经开始思想改造，我以为跳舞是不需要思想改造的。后来华筠对我把舞蹈说成“好玩”一直很有意见，因为其实是很苦的，甚至是真正的“痛苦”，有时练得连穿衣、刷牙都抬不起手，所以舞蹈有“残酷的艺术”之说。

就这样，资华筠日后成了舞蹈家，不过没有跳芭蕾，而选了民族舞蹈。一则受戴爱莲的影响，更主要是当时民族舞蹈几乎是空白，她认为可以在这方面有所创新。

我们因各自的行业相距甚远，其间还经历过家人亲友互不来往的政治运动，所以姐妹之间关系并不密切，她的经历细节我只模糊知个大概。我知道她一贯要强，无论做什么都不甘平庸，不惜付出十二分的努力。对舞蹈练功如此，对自己的文化学习也是如此。她对自己的初中学历是有一个心结，特别加倍补课，以打破她所认为的，某些知识界看不起舞蹈演员的偏见。1980年代初，陈翰笙老人在家开馆，义务教授英语，她也去参加，那时已超过四十岁，据说还是同学中成绩最好的。

她本来可以在舞台上更放光彩，但是正当她崭露头角，成为冉冉上升的明星时，遭遇“文革”，被赶下舞台。那年她二十八岁，正当黄金年龄。她们这批女演员原来曾向组织保证三十岁之前不生孩子。如今被强迫赋闲，她一“赌气”，四年内连生了两个孩子，正好一女一男。文艺界“文革”中斗争比较激烈。她虽然年轻，够不上钦定运动重点——“三名、三高”（名演员、高工资），但舞蹈界缺乏老前辈，她的地位已引人注目，其中又有派性因素，因而受到较大冲击。

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她命运陡转，先成了政协委员，从第五届一直连任到第十届。在恢复练功后，再作冯妇，演出了几场，不过时间不长。她另辟蹊径，转入学术研究，在与舞蹈有关的理论上别有建树。这个我完全不懂，只知她任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成为博导，带了许多博士生。报刊有一篇报道介绍她，标题就是“从初中生到博导”。这在重学历的当今不知是否绝无仅有，肯定是极罕见的。

曾有一位大学历史教授谈到我妹妹时，问我说：我绝对尊重舞蹈艺术，可以承认出大艺术家，但是不明白怎么成为一门学术理论，还培养博士生？这我不敢问她，因为她一定会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看不起她们那一行。她对此很敏感。她自己可以对演艺界的许多弊病深恶痛绝，痛加鞭笞，但我要提到演艺界，得用词非常小心，以免有不尊重这一行之嫌。

有一次她说“舞蹈是人类一切艺术之母”，我说“是吗？”，她断然说“这是常识问题”，我唯唯。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有承认无知。事后考虑，可能有道理，原始人最早表达感情大概先从肢体动作开始，然后才有节奏、有歌唱……提到这个例子是说明她对舞蹈事业的确不是一般的热爱，而是近乎神圣感。

她开始进入政协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届，那正是大批“文革”受迫害的人平反和落实政策的大潮中。她每天收到无数诉说冤情的信件以及通过熟人辗转申诉的要求。那一个时期，她尽其所能，利用一切关系帮助这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得到公正处理。

我一般都是对达官贵人敬而远之的，即使四人帮打倒后恢复职务的老领导，我也不主动探望，因为那时他们已经门庭若市了；而华筠则不然，她认为只要不是为自己谋私利，可以理直气壮地结交公卿，谁能解决问题就找谁。那段时期她为人申诉没少写信、找“关系”，详情我不得而知，至少有一部分是成功的，因而获“大侠”之名，多年后还有人登门向她表示感激之情。我的印象，“四人帮”倒台后第一届的“两会”是最有朝气的，会上的争论和代表对官员的质询都见诸报端，那些新出任的“代表”、“委员”中认真尽责，为民请命的不止她一人。以后很少再现此景象。

以后，她声名日隆，社会地位亦随之，获各种荣誉，除专业外，还成为社会活动家。最后被评为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六位终身研究员之一，因而也无所谓退休，教学及其他社会活动一直很忙。在她的位置上仍然热心帮了不少人的忙。凡是她认为正当之事，能越过层层官僚机构，破门而入，直接“逼”有关领导签字。

她以直言不讳著称，据说不少人“怕”她。她告诉我她能做到的原因就是没有一次是为自己的私事，而且她坚信自己坚持的事都是正当的，还有身在演艺界，始终洁身自好，也是重要因素。她还告诉我，有一次，遇到一位海关负责人，交换名片时，人家客套一句说：“有需要时可以找我”，她脱口而出说：“我又不想走私，不会有需要的”。可能她已经这种作风名声在外，似乎获得特殊的包容。

由于名字相近，我有时会被人弄混。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一名记者电话，说是听说你对春节晚会提了很尖锐的意见，领导很重视，希望就此问题采访云云。我很少看春节晚会，更不会去提意见，知道这位记者一定把名字弄混了。这是华筠关注的范围，她常为艺术之粗糙、品味之低下，愤慨不已。特别反对时下已经成习惯的歌唱表演后面群舞作背景，为之深恶痛绝。不过领导尽管表示“重视”，却始终未见任何改进，而且每况愈下。

她的生活轨迹在我家是独树一帜。除了“文革”的冲击外，在艰苦岁月中，相对说来生活比较滋润，妹夫对她服务周到，而且有钻研烹饪的爱好，烧得一手好菜，满足她美食的享受。她身在演艺界，比一般人可以衣着华美入时，以至于小妹民筠在学生时代与她一起走在街上感到不自在，怕同学看见（民筠在这方面是另一极端，下面将提到）。她舞台生涯被人为地缩短，但通过自己努力转型写作和学术研究，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在她们这一界可算是独家。

她本来是身体最健壮，精力最充沛的。但是不幸得了白血病。最后十年在与疾病作斗争中度过。一方面借助优越的医疗条件，一方面靠她一贯的顽强毅力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不把自己当病人看待，工作与活动如常，只不过节奏放慢。每年仍然会有几次国内外出差，继续带博士生、当评委，等等。她最后一名博士生来自新疆，那时她已因病停止收学生，但拗不过当地领导一再要求她“为支持民族文化做出贡献”而接受，直到去世前不久，才审读完最后一个博士生的论文。

我参加她的遗体告别，发现现任与两届前任总理和多位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令我惊讶，也算是死后哀荣。

 

我在想起她时总是感到无限惋惜。她出生时已是天津沦陷之后，与华筠相隔两年，但环境迥异。母亲怀她时刚经过丧母之痛，身体虚弱，她不足月就出生，先天不足。外加母亲因奶水不足而必须补充奶粉，她在襁褓中因吃了劣质奶粉而大病一场，九死一生，所以幼时发育较慢，比较瘦弱，与华筠成鲜明对比。她是家中第三个女孩，按传统，亲友们都希望我母亲生个男孩。父亲怕她因而受歧视，加倍宠爱，母亲因为她体弱，也给予特别照顾，而且一反对我和华筠的严加管教，对她特别放松，并且因为她身体不好，特意晚一年送她上小学。

出人意料的是她天赋聪颖过人，这不是一般的套话，而是真的绝顶聪明，虽然开蒙比我们晚一些，但是自发地学什么都举重若轻，从上学开始，从来不需要家里操心。最近我遇到她少时同学还提到她，说是上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出一道难题，别人还没弄明白题意时，她已经有了答案，而且还不止一种解法。同学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小学在天津东亚小学，中学在北京，好像是女一中，一直文理兼优。那时没有“奥数”，不过也有全市数学比赛之类，她得过第三名，没有得冠军，颇为之遗憾了一阵。

她兴趣非常广，戏曲、音乐、诗歌都爱好，在家也学了几年钢琴，达到相当的水平。在学校是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她会唱许多歌，虽然嗓音没有天赋，但背歌词能力惊人，凡是有人哪首歌忘了词，只要问她就行。不仅如此，她还喜欢京戏，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把大半部戏考都背了下来。我过去也抱着戏考听戏，但只能学会有限的几折。她听戏的机会比我少多了，却连很少演出的折子戏的戏词都会背。

另一方面，她“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带着红领巾长大的，到年龄就入团，在高中刚满十八岁就被发展入党，而且是学校党组织主动找她的。我一直纳闷，似乎使我长年背上沉重包袱的家庭出身对她没有影响。当然，她是1956年高中毕业，在那之前，对家庭出身没有“反右”以后那么严酷，56年又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最宽松的一年，可以称之为“回光返照”。根据那时的标准，她的表现也无懈可击。

她中外什么文学作品都读，尤其酷爱希腊神话，不过受影响最深的还是那时占主流的苏联文学。少年养成教育使她头脑中充满红色乌托邦。我母亲经常当笑话提到一个场景：她带着红领巾，站在镜子前，大声背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还伴以手势，“向左，向左！”她极其单纯而天真地信仰着那时的主流宣传，努力“无私奉献”，凡是倡导者实际上做不到或不准备做的，她都身体力行，到以自苦为极的地步。同时，这也带来荣誉，年年都评为“红专标兵”。

但是对于政治，她实际不懂，也不感兴趣，这“红”，只是表现在服务精神，在吃苦耐劳方面总是一马当先，那时还没有“学雷锋”之说，而她的所作所为堪比后来被称为的“活雷锋”。在1956年以前的中小学大概“阶级斗争”的弦还没有绷得那么紧，或者也因学校而异，与碰巧遇到的老师也有关系。她上的中学不是“二代”们云集的名校，可能也是幸运。

1956年她高中毕业，被选拔留苏学习，先在国内集中学一年俄文，准备第二年出国。但是一年后，留学政策改变，只派大学毕业生去进修，不再派本科生。他们这一批天之骄子可以不经考试就保送入大学，而且学校和专业都任自己挑选。她选了北大物理系，那是当时所有理科生的首选，后又进入地球物理系，并选读当时最前沿的学科——空间物理（或称大气物理）。她有一次兴奋地告诉我，今年（1957年）是国际地球物理年，这对她选专业有很大启发。我只是茫然不知其意义。

大学时代，她依然是“又红又专”的模范，也是文体积极分子，曾任学生会文工团团长，又搞合唱，又作曲编歌，还写剧本，十分活跃。有一阵她还写诗，新诗旧诗都写，不过只留在自己的本子里，不大示人。我偶然看到过她的一篇仿古五言长诗，自述平生志，还颇有点古风，内容我已印象模糊，只记得有遨游太空，探索宇宙奥秘之意。她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也因为工作需要，在毕业前一年就提前调出任助教，边工作、边继续学完课程，接下来顺理成章地留校任教。

到此为止，她的人生可谓一帆风顺，前途即使不成为大科学家，也可望在本专业领域大展宏图，而且生活也丰富多彩。但是事有不如人意者。

我们姐妹都是不善料理生活的，但是以她为最。她的“红”还表现在对衣食之事降到最低水平，连衣服整洁都难以做到。直到上大学，甚至成家以后，母亲对她生活上还是关照有加，只要周末回家，总给她带回去够吃好几天的菜。她的鞋子一直是穿家里老保姆刘奶奶做的布鞋。“大跃进”时期她下乡、下工厂较多，鞋子破得很快，刘奶奶做的都跟不上，有时回来鞋帮都散了，用麻绳绑着，刘奶奶看着直心疼。

更重要的是，她的健康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摧残。那个时期人都有点疯狂，她想必处处带头苦干达于极致，有病痛肯定不会自己就医。直到我母亲发现她发育不正常，强制她去医院检查，最后确诊，她得过妇科结核病，由于年轻，不知何时已自动钙化，但是错过了治疗时机，永远丧失生育能力，名医林巧稚也无能为力。尽管后来她还是结婚成家，妹夫家里兄弟众多，人丁兴旺，申明不在乎她是否生育，但是这一缺陷对她生理和心理都不会没有影响。

 “文革”来临，像她这样的青年教师（陆平校长曾称她为‘我们的才女’）当然在劫难逃，初期必然受到冲击。但是她又不甘心只做“革命对象”，而要做“革命动力”，加入了一派，认认真真地打派仗。详情我不知道，总之又受到过更大的冲击，曾因私下言论被告密，以“恶毒攻击”罪被隔离批判。后来，随学校到江西鲤鱼洲“干校”，可以想见，她在劳动中又是忠实地履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体力付出臻于极限。

我只听说她主动与男同胞干同样的活，包括一起扛一、二百斤的大包，这是“组织上”也不鼓励的。卒至再一次摧毁健康，落下腰病，不过当时没有显示出来，而是多年后才发作，影响了后半生的命运。

“文革”结束后有一段时期她工作恢复正常，业务上有所发挥，思想比较解放，心情比较舒畅。重拾她的专业，发表科研论文，同时还从事科普和科幻小说的写作。1979年她有机会到世界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在西德）做访问学者。在此之前我还帮她突击了英文。她第一外语当然是俄文，后来自己学了一点英文，好像还有法文、日文，都只够参考她的专业资料用，不能算“通晓”。

我一贯主张成人学外语必须学语法，给她一本最古老的英文语法，建议她不要走捷径，老老实实一章一章弄明白，把所有的例句抄一遍，每一章的练习、问答都全做。这是一本英国人写的语法书，我母亲那一代都用过。她这次听了我的，果然有效，应该算是“通晓”了英语，以后只需增加词汇。这样她出国交流以及在国外的刊物发表论文都不成问题了。

她在德国研究一年，收获甚丰，在国际同行中也获得好评。据我女儿遇到一位与她同时在该研究所的法国同事说，中国封闭了这么多年，没想到资民筠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和了解的情况竟不落后，到了研究所很快就能进入最前沿的课题。她在国际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引用率较高，令他们羡慕不已。另外，她到了德国这个音乐之乡，有机会弹钢琴，以乐会友，还遇到一位吹长笛的，两人常常合作，十分愉快。

在衣着上她虽然比在国内整齐些，但依然不修边幅。有一次寄回一张照片来，大家发现她两条裤腿长短不齐。她从未去过理发店，在家时由妹夫给她随便剪剪。到了德国，她对着镜子自己瞎剪。研究所的女秘书看不过去，硬拉着她去理发店理了一次发。研究所女性很少，那位秘书对她特别好，看她不善料理生活，常照顾有加。

她还讲过一件轶事：有一次他们集体到外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科学家们可以带夫人，会外安排与会者参观科学展览馆，夫人们则参观时装表演。参会科学家中只有她一位女士，组织者误以为是夫人，就列入参观时装表演的名单。她到了展览馆门口，无论怎样解释，守门的德国人只认名单不认人，就是不让她进那个科学展览馆，她只好硬着头皮跟夫人们看了一场她最不感兴趣的时装表演。

这一年大概是她最愉快、最有收获、生活也最正常的一年。快到期满时，研究所方面挽留她留下来，或者至少再延长一年，不过当时国内这方面很严格，延期不归是违规的，这也不符合她的处事原则。另外，研究所内的科研人员都称“XX博士”，她没有任何学位，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外人也能谅解。

有人建议她申请博士学位，以她的水平，走个程序，交一篇论文，通过答辩应该不成问题，研究所领导也鼓励她这样做。但是她认为她现在的助手都是博士，她再去申请博士，有失身份。根据她原来被灌输的观念，学位是虚名，不值得追求，她认为自己早已超过博士的水平，不需要这一虚名。没有想到几年后，时过境迁，她会因职称问题而离开北大。

好景不长，在期满回国的前夕她病倒了。她自干校回来后经常腰背痛，自以为是劳损，胡乱用点药，从不就医。这次剧烈发作，疼痛难忍，行动都有困难，那位秘书强拉她去医院就诊，检查之后，医生就不容分说把她留下住院，只允许平躺不动。原来她罹骨结核已经相当长时期，有一节脊椎已经快要蛀空了，如不立即治疗就会脊椎断裂，至少导致瘫痪。德国的医生是对病人高度负责而又有很高权威的，病情如此，他们是绝对不会放人的。

而严重到那个程度，只有动手术一途。但是以当时的中国国情，她一个普通学者，在国外动手术是绝对不可行的，只能回国。德国医生坚持，如回国治疗，必须先联系好航空公司，准备担架上飞机的条件，有人看护；国内必须先联系妥医院，病人下机后直接送入病房。没有这个保证，他们就不放人。当时幸好我们的老友杨成绪在驻西德使馆工作，通过他得到了使馆的帮助，满足了飞机的条件；我们在国内闻讯后，全家出动，调动一切“关系”联系医院——那时要找到一位主刀专家，而且时间紧迫，很难通过正常渠道实现（现在何尝不是如此）。

北大方面也给予了重视，由校医院派出救护车和担架直达飞机舷梯下接人。她总算及时得到了应有的治疗，手术大夫确实是高手，很成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只不过术后要穿金属背心固定，卧床修养达两年之久，相当长的时期内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全赖他人照料。这一关总算挺过来了。不幸中之大幸是她刚好在德国发作，能及时确诊，并在德国医生的坚持下，有了后来一连串的紧急措施，否则真是不堪设想。

她两年后再恢复正常活动，以后短短几年内也还有所建树。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过几十篇专业论文，其中还有论文得过国家教委的科学进步奖；写了不少科普著作和科幻小说，科普作品进入中学生的补充读物；科幻小说也得过奖。但是她性格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比较活跃，有不少跨专业的朋友，后来变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少与人交流。

一个原因当然是与她长时间卧病有关，有些熟人逐渐疏离，所谓“多病故人疏”；但我认为主要是她难以适应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下，人际关系和某些办事规程的变化。她过去真诚相信的一些为人处事的准则似乎无效了，集体主义让位于人人为己而奋斗；理想让位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

举一个小例子：有一次她带队与几名师生一同到外地出差，回程火车票极为难买，一般做法是通过当地接待单位，总是有办法弄到“关系”票的。但是资民筠认为这是不正当的，她坚持自己带一名男学生，冒着冷风半夜到火车站去排队买票。这是我听别人说的，至于是否买到了，不得而知。此举当然不会再得到赞赏，而是招来一片埋怨。后来她的坚持原则越来越行不通。

对她一次较大的挫折是开始评职称，这是长年停止职称后的第一次，她属于副教授候选人。原来大家都甘当“布衣”，忽然有了“功名”之说，而且这“功名”关系到个人价值是否得到承认。她本来认为职称要自己申请，就不应该，客观成绩摆在那里，应该由评审机构评定，主动授予（她还是相信“组织”）。另外，她一向业务突出，自以为如果公平投票，一定是首选。

但是结果却让另外一人捷足先登，而那位老师恰好是她从业务到为人都看不上的。可能那时“文革”遗留的“派性”在他们系的人际关系中还有一定影响。她如果在德国“屈尊”得了博士，自然职称不成问题，当时不屑一顾，现在却忿忿不平，甚至认为受辱。

从此心情总是郁闷，交往圈进一步缩小，最后竟决心离开北大，脱离了她的专业，调到了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比较艺术研究所”，与华筠到了一个单位，当然这与华筠的“关系”不无关系。她仍然有足够的自信，想另外开辟艺术和科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并且以音乐为切入点。这也不是事出无因。

我80年代初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发现有一本得普利策奖的书，题为《哥德尔、艾舍尔、巴赫——一条永恒的黄金辫带》（Godel, Escher, Bach :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哥德尔是数学家、艾舍尔是建筑学家，把他们和音乐家巴赫编在一条辫子里，引起我很大的好奇心，勾起我青年时期曾痴迷的柏拉图名言：音乐与数学是美的最高境界，就买来一读。但是以我的数学程度，读来如天书一般。想起民筠可能感兴趣，回去就把这本书送给了她。果然引起她很大的兴趣。也许这也对她想做这方面研究不无影响。

关于这本天书，还有一个巧合的插曲：不久以前我在网上偶然发现此书的中译本，而碰巧主持翻译的马希文的名字我有印象，因为有一度民筠与他交往较多，曾听她提起过。马希文是北大数学力学系的，据说十五岁就考入北大，有数学神童之称，而且也是多才多艺，有跨学科的兴趣，是民筠钦佩的少数人之一。

“文革”后期，从干校回京后，他们两人都不能回各自的系里工作，却同时被调到北大文艺宣传队，马希文任乐队指挥，资民筠作曲、配音。连我大妹华筠也认识马，因为华筠从干校回京后赋闲在家，被民筠拉去当顾问。

马希文改革开放以后去了美国，不幸英年早逝。这本天书般的著作于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到2013年我发现时竟然已出到第7版。此时民筠已去世，虽然中文本我仍然啃不动，还是买下来留作纪念。在写完此段文字后，北大袁明告诉我，有一位美国人莫大伟（David Moser），他现任北大燕京学堂的美方主任，是此书作者侯世达（Douglas Hofsdtader ）的学生，因为这本书比较艰深，莫大伟曾在中国留学，懂中文，被派来与译者沟通，协助翻译。

他说资民筠虽未参加具体的翻译工作，但是经常参加讨论，出过很多好主意，有时大家卡住在一点上，她提出一个建议就可以打开一个新思路，解决难题，本书的序言中列举的译者名字中没有资民筠其实她对本书的译本是有贡献的。

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对民筠来说，需要另起炉灶，她选择的课题是音乐和科学的关系，但是音乐作为业余爱好与专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需要补课处甚多。她心高气傲，想在短期内出成果，谈何容易。她的“跳槽”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即使征求了也未必听得进我的异议。北大的同事和她几个好朋友都认为她这一步走错了，为之惋惜。

她在原来空间物理的专业水平已经在国内领先，并已得到国际承认，在我国的尖端科技领域也十分重要。即使从最世俗的“职称”角度来说，对她熟悉的人都认为她如留在北大，尽管有复杂的人事关系，无论如何到退休时一定是正教授，而她在艺研院是以副研究员退休的。但是她当时似乎无法忍受本单位的气氛，非走不可。

在新的单位她也有初步成果，发表了一些著作，还有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但是健康和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她近视眼千度以上，有过几次视网膜脱落，目力日益衰退，最后近乎失明。

父母在世时我们还经常见面，母亲仍然对她生活尽量照顾。父母去世后，失掉了纽带，住的又远，会面日稀，每见一次都感到她的健康和精神状况有所下降，变得日益迟钝。电话中也讲不了几句话。后来确诊为脑软化，而且发展得比较快，最后几年完全不认识人。

只有一样事物是最迟向她关闭的，就是钢琴。她在基本失去交流能力后，只要坐到钢琴边，还能弹她过去记得的几个曲子，当然不一定完整，在那种时刻显然比较愉快。随着病情发展，能弹的段落日益减少。她最后能记得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十一月——马车夫之歌》，这是她原来的拿手保留节目之一，少年时在天津的电台表演过。直到去世前几个月，还能弹出几小节。到最后，昏睡的时间比醒的时间越来越长，终于有一天就此长睡不醒，终年七十六岁。

她老年失智后，一位好友叹息说资民筠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觉得她是智商超群而情商有问题。智商基本上是先天的，情商主要是后天养成的，是在某种特定环境种种矛盾中扭曲了个性。她虽然早期一帆风顺，没有受家庭出身的影响，但是那时的舆论环境不可能对她没有触动，我感到她内心深处还是有这个出身的包袱，所以要加倍证明自己，在生活上以自苦为极与此有关，尽管不一定是有意识的。我虽然力主男女平等，但是在体力上承认差异，从不逞强，而她连这都不承认，否则健康不至于受到那样的摧残。

从意识形态光谱来看，她实际上并不“左”，改革开放她衷心拥护，因为可以回归常识、科学，一段时期在业务上可以放手发挥，她为“科学的春天”而兴奋。她有强烈的正义感，“文革”结束，她心情舒畅，以为可以实现原来向往的清平世界。

但是种种现实与她理想背道而驰，埋头学术又常受非学术因素干扰。我常想，她若是“只专不红”也许会好些，最多在某个“拔白旗”运动中受批判，但是作为自然科学而且是尖端科学的人才，不问政治是可以被容忍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国际交流中开拓眼界，更可以大有作为。国内外不少科学家不通人情世故，不事家人生产，也不鲜见。在一个正常的、包容的社会，她未尝不可以做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有成就的科学家。

呜呼！“谢公最小偏怜女”，以少年天才始，以老年痴呆终。时也，命也！我只有深深地为我这个小妹惋惜，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