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The Influence of Daily Example | Family Education and Influence

说来也巧，我的近亲前辈：父亲、舅舅、大姨父都是在这股潮流中不约而同先后留学日本，“师夷长技”的目标都很明确，而且回国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所建树。姨父在化工界，舅舅在纺织界，父亲则在金融界。

我对大姨父情况了解不多。只知他曾在一家化工厂任总工程师，并短暂地任过厂长。我儿时对他家的印象是客厅像化学实验室，有一张桌子摆满了各种试管、瓶子之类。他本人不太得志，在战局动荡中他的工厂效益不高，有段时间经济比较拮据。但是他六个子女，二女四男，除了大表姐外，全是理工专业：化工、数学、医学、船舶，个个在本专业出类拔萃，其中有两位表兄参加了地下党。

舅舅童润夫，专业是纺织工程，最后的头衔是“华东纺织局总工程师”，足以说明他在中国纺织工程方面的贡献。他先在苏州工业专科学校纺织科学习，后到上海启明染织厂实习。1918年赴日学习纺织专业，1921年回国。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以我现在的认识，回头来看，他与我父亲虽然专业不同，“出道”也比较早，却有许多共同之处：

舅舅在日本学纺织工业，回国后放弃比较优厚待遇的机会，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宗旨，一头扎进日本在上海办的纺织厂当练习工程师，凡六年，尽得其法，期间还尽其所能保护了中国工人的利益，因此深入了解基层情况也得到了工人的帮助。而我父亲回国后，也是自愿先到日本一家银行从练习生做起，熟悉每一个流程的业务，尽管时间没有那么长。他们都没有急功近利，而是下决心学“真本事”。

他们都是实业救国，没有参预政治，以其所学对所服务的行业做出开创性的贡献（舅舅主要是上海鸿章纱厂和诚孚信托公司，父亲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后来在各自领域都达到较高的地位，不论头衔是厂长、董事长，还是银行行长，始终都是专业人员，并不拥有大量资产，也就是说，不是“资本家”（我对这个词并无贬义，只是说明他们的志趣和特点）。

他们创业的时代，从“九·一八”到八年抗战，正逢日本对中国从虎视眈眈到大举侵略，无时无刻不感到实实在在的日本的压迫和威胁。作为日本留学生，当然有许多日本关系，同学中也有后来出任伪职的。而日本的政策，特别是汪伪政府成立以后，对上层精英以拉拢为主。他们要面临许多威逼利诱，都始终坚持民族气节，而且都在特定的条件下，做成了几件从日本虎口中保全民族利益的事情。

例如，控制中国棉纺业是三十年代日本重点之一，不但收购纱厂，还想控制棉花。1935年天津有两家华资纱厂因经营困难，已经与日商签订草约准备出售，我舅舅受中南、金城两家银行（当时中国最大的私人银行）之请，代表这两家银行主办的诚孚公司去天津，收回那两家纱厂，使日方收购计划流产。这也是民族金融业支持民族工业的范例。

抗战爆发前期的几年，正是舅舅依托上海租界大力发展纺织业，做出较大成绩的时期。而我父亲，也是1935年由上海银行陈光甫派到天津开办分行。从一开始他就明确以金融支持当时天津蓬勃发展的民族工业，如永利、久大化工、东亚毛纺厂等等。抗战爆发后，他又奉陈光甫之命，依托租界，保存银行资产，开展业务，与日本进行艰苦而巧妙的斗争，终于完整地保护了上海银行的资产。

舅舅因他的父亲早逝，很早就担负起养家重担，他在上海成家立业之后，又成为传统大家庭的支柱，不但赡养两代老人（他的祖母和母亲），支撑自己的小家，而且远近亲戚凡有需要都给予力所能及的接济。

父亲则在他父亲去世时正式声明放弃一切家产继承权，当时自己还在靠官费留学，一无所有，前途未卜，就敢做此决断，不给自己留后路。后来立业后，老家的子侄辈有需要，他和我母亲也都毫不迟疑地给予帮助。他们都以此自豪，成为一种家传的价值观。对我们这些后代都有影响，就是以自己立业为荣，这在当时也不是孤立的例子。联想到今天的社会风气，处处讲“X二代”“我爸是XX”，倒退又不止百年！

以舅舅后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又生活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奢华之风似乎始终未侵入家中。他本人从不涉足声色犬马。从我舅妈起，家人子女衣着都很朴素。最多的娱乐活动是有时大家庭聚会时打打麻将，有时出去看京戏。他自己有六个子女，还有川流不息的长住和暂住的亲戚，似乎除了前厅之外，每一间房子都住人。

直到40年代末，自己盖了一栋小楼，在上海的几个子女成家后都住在里面，也仍然不宽敞，到“文革”中，那栋楼就成了公产。前面提到，我家在天津也一直是租住弄堂房子，始终没有买房。我们的“家教”中最忌讳的之一，就是出现“纨绔子弟”，对男女都一样。

也许由于这种生活方式，外加民族忧患意识和对国民政府官场的厌恶，使他们在再一次国家大变革时，能接受新政权，而不怕被“共产”。

 

父亲工作关系当然有许多熟人，但是家人互相来往，能成为“要好”朋友的是少数。其中很大程度取决于我母亲的择友标准，特别是与对方的太太是否谈得来。一旦成为朋友，以我母亲的热心，关系就不一般。那时大半家庭多子女，我和妹妹总可以找到年龄相仿的玩伴，也成为朋友。所以在天津虽然没有亲戚，还是颇不寂寞。现在回想，我们那个圈子应该算典型的“中产阶层”，放在一起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一个方面，略举几家以见一斑：

天津东亚毛纺厂的创办人。既是父亲的业务合作者，也是两家的密友。宋家来自山东益都，也是“实业救国”的潮流中人。创办了东亚毛纺厂，生产“抵羊牌”毛线，标志是两只头顶头的羊，谐音“抵洋”，顾名思义，目的明确，就是抵制洋货，不过不是以破坏的手段，而是自强、竞争。

当时中国的优质毛线是进口的，最主要的名牌是英国蜜蜂牌。“抵羊牌”的目标就是要与蜜蜂牌一争高下。这个厂的生长期也是在天津沦陷时，早期依托租界，后来经过曲折艰难，主要是从日本的虎口夺原料，并应付各种骚扰。具体情况我当然不得而知，只知道到抗战胜利时已经相当成功。“抵羊牌”毛线从质量、品种、色彩都已臻上乘，成为国产名牌，占领了部分市场。

当时一般人家都穿自己编织的毛衣，买现成的“羊毛衫”是一种奢侈。由于父亲和他们的业务关系，每年年终都分得大量毛线。母亲非常擅长织毛衣，可以织出许多花样来，所以那几年我们全家里里外外都穿“抵羊牌”毛线的毛衣。

宋棐卿曾到欧美进行过学习考察，他认为欧洲已老，还是美国先进，所以他着重吸收美国的管理经验，与本土条件相结合，有其独创。他的员工大半都是从益都招来的乡亲，其特点是比较忠诚，同时建立许多严格的培训和管理制度，避免家族企业的弊病。

另外“东亚”的福利高于当时一般的工厂，最主要的是创办了自己的小学“东亚小学”，员工子弟免费入学，同时也对外招生，由于其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比较强，很快就成为当地比较有名的小学。我两个妹妹都上过东亚小学。其他还有各种员工福利。后来又开设了制药厂。在40年代末的内战时期，经济日益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个民族工业得以维持下去，是很不容易的。

因是之故，在那个时期的罢工潮中，东亚的工人很难被煽动起来。在天津易手之际，经过各种权衡，宋氏还是决心迁出产业，想到南美发展，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很可惜。

多年以后，在“文革”中，天津挖出已经成为历史的“东亚毛纺厂”为典型，进行大批判，称之为“文明监狱”，其逻辑我称之为“越好越坏”，就是资本家越是对工人好，其用心和效果就越坏，是欺骗和麻痹工人斗志，例如工人不肯罢工。不过此时宋家已举家出国，宋氏夫妇也早已作古。

宋家是基督徒，宋伯母生育了七个子女，为人贤良、憨厚。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当然高于我家，但是家风也很朴素。所不同者，没有我母亲那么重视读书，主要培养子女“做事”的才干，特别是男孩。他家的大女儿宋允瑞、二女儿宋允媛与我年龄相仿，经常来往。我的两个妹妹则各自在宋家有她们的同龄玩伴。

上世纪80年代，在多年断绝音讯之后，我访问美国又联系上了宋允瑞、允媛、和最小的允璋。并在允瑞西雅图的家中住过一夜，得知一些情况，对宋伯伯终于未能继续他所珍惜的事业，不胜唏嘘。再后来，允璋来北京，曾来探望过我的父母。

天津仁立地毯厂总经理。他家有两女、两男。大姐不幸早逝。二女朱起芸是我的密友。她也上耀华中学，比我高一班。更重要是她与我同一位老师刘金定学钢琴，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我的“师姐”。钢琴是单独授课的。但是最后一年，刘先生主动给我们加乐理课，我们两人就一起上，主要是学和声学、作曲（配和声和伴奏），还有初步的视唱。

两人下课后还互相切磋，兴趣盎然。她比我高半头，因而手也大，弹钢琴的条件比我优越。在学视唱的过程中，我发现她听力也比我好（指对音乐的分辨力，而不是生理上的听力）。我在“听写”（即听老师弹，记乐谱）中记单音旋律能跟上，到和声时就往往来不及跟上，或分辨不清。朱起芸在这方面比我强。后来听说朱起芸在中央音乐学院教视唱是有名的。足见当时就已显示天赋。

与其他人一样，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老友都断了来往。到80年代终于可以续交了，却听说她已病故。在我1947年举行个人独奏会时，她热心跑来给我化妆，而且送了我一枚胸针，我竟然保留至今，总算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到21世纪，我遇到著名作曲家王立平，他提到在中央音乐学院还上过朱起芸的视唱课，获益良多。

袁太太是我母亲在陪妹妹华筠上幼儿园时认识的，她家的孩子袁效先与华筠同上一个幼儿园。

袁太太是广东人，生活方式和衣着都比我母亲“洋”，例如她经常穿洋装，而很少穿旗袍，英文很好，说话常夹带英文字。家里过圣诞节，还开舞会。但她还是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修养，同时持家十分能干、勤俭。不用保姆，一切自理，依广东人的习俗，自己趴在地上擦地板，家中一尘不染。

袁太太黝黑而体态丰腴，袁先生难得一见，印象中清瘦白皙，听说他们夫妇不和，男方似乎有外遇。袁太太很少提他，一心培养儿子。

母亲对她既同情又佩服。袁效先聪明过人，有神童之誉，特别有非凡的音乐天才，不亚于刘诗昆。我们认识他时钢琴已经弹得相当好，对复杂的曲目过耳不忘。还有一项本事，能对着琴谱倒着弹。可惜精神有时有些不太正常，大约天才都容易有一点不正常，不过并不妨碍他成材。

后来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五十年代也曾被选拔参加国际钢琴比赛，但是不幸在出国前夕因同学开玩笑，使其受了惊吓旧病复发，就此失去比赛机会，否则他获奖应不成问题，可能与傅聪、刘诗昆齐名。听说他恢复正常后就一直从事为电影作曲配音的工作，长期供职于长春电影厂。我有一次在一部电影的片尾还看到过他的名字。以后我长年未有他的音讯。

直到2018年突然见到他去世的消息。在对他的介绍中得知他后来改名袁彪，一生音乐事业贡献卓著，兼钢琴演奏家、教育家和作曲家，曾为200多部影片作曲并担任钢琴演奏，开过上百场独奏音乐会，并且教出了若干优秀的钢琴家和作曲家。只是他未参加国际比赛，而且主要偏居东北一隅，知名度没有那么大。

后来我在大学遇到同学袁澄，即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之子，原来与这个袁家是近亲。此是后话。

是在抗战胜利后认识的。黄伯伯从内地来，任天津电讯局长。也可算是接收大员。他也是留美的。我父亲认为他是国民政府中少有的“清官”，黄伯母十分秀丽，风度优雅，知书达理，与我母亲一见如故。她从事幼儿教育，1949年以后还担任过多年的幼儿园园长。他们家特别喜欢音乐，有一台当时比较先进的可以自动换唱片的唱机，并且收集了许多古典音乐唱片，请我们去听。

他家有两个女儿，黄佩莹和黄媚莹，我们叫她们的小名：贝贝和妹妹，年龄与我两个妹妹比较接近，所以她们常在一起玩。两个女儿都学了音乐专业，成为优秀的钢琴教师。媚莹的丈夫是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吴天球，五十年代他们和我父母家还常来往。

“反右”运动中，黄伯伯在劫难逃。黄伯母还是和我母亲常来往。我女儿出生后，她还以她的育儿知识给我们提了不少建议。我与佩莹姐妹长年没有联系。不意到耄耋之年因为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演奏会，又联系上了，而且媚莹还招待我和华筠共饭。大家都已垂垂老矣，各自免不了有些病痛，不过她们还继续进行一些音乐活动，发挥余热。

与我父亲同为湖南人、日本留学生，比我父亲年长几岁，发迹也更早。他与范旭东等均为我国化学工业先驱。后来他单独创办“渤海化工有限公司”，即今之天津化工厂前身。聂家住处离我家不远，房子比较大，是个有庭院的小洋楼。

他家有六个孩子，与我年龄相仿的是一对双胞胎聂璧初（男）、聂珠初（女），他们全家都上耀华学校，我和聂珠初虽不同班，但经常在一起玩。我印象中聂伯母很漂亮，他们几个孩子也都很漂亮。特别是最小的妹妹尤其可爱而聪明过人，是所有人的宠儿。可惜她得脑膜炎夭折了。

大姐聂梅初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就离家出走参加抗日。据说她是与家里的厨师一起走的，留下一封信，拿了她母亲一枚金戒指做盘缠。后来知道她和那位厨师早已受到地下党的影响，到解放区去了。聂伯母来我家，见到我母亲，哭得泪人儿似的，我母亲只能安慰她，说年轻人爱国，有志气，说明你们家教好，以后总会相见的云云。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但是到80年代到社科院后偶然听李慎之提起，才知道原来这位聂家大姐曾在新华社参编部工作，与李慎之曾是同事，后来因种种不愉快之事，竟自杀了。我没有机会再见到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聂家举家迁往内地。父母曾考虑把我托付给他们，一起带到后方，脱离沦陷区。我听说后颇兴奋了一阵子，做了许多想象，虽然知道要吃苦，但是总认为离家远行是一件好玩的事，何况和聂家的孩子们又那么熟。最终父母因我年纪太小，不放心，打消了这个念头。从此以后，我与聂家人再没有见过面。90年代我最后一次参加耀华的校庆，聂璧初也去了，他已是天津市的领导，是特殊贵宾，总有许多人围着他，我远远看见他，就没有去打招呼。

此外，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父母最好的朋友之一是范旭东一家，他们的女儿正好与我同班，而且还曾坐同桌，两家的母亲接送时相遇，很亲切，所以我还有印象。不过抗战爆发后，上完小学二年级，他们就到内地去了。

还有一位沈其震，他与我父亲同为湖南人，在抗战前与我家有来往。他在天津开一家私人诊所，我们都称他为“沈大夫”，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开诊所做掩护，也是真的行医，我们家人生病就请他看过。他还能打麻将。我外婆来天津小住期间，应邀来我家打麻将的人中，沈是常客。听说聂家大姐就是在他影响下，通过他的关系到解放区的。大约1938年以后他不辞而别，离开天津，就不再见到。

1946年国共和谈时，他又来天津，到过我家，我父亲还叫我弹一首琴给他听。当时人们似乎对和谈抱有希望，听说他透露，如果和谈成功，他有可能出任天津（或北平？）市长，我对此有印象，因为母亲提到此事时，悄悄说，原来共产党的市长也是内定的。

1949年以后，发现他是医务界的要人，曾任医学科学院院长。我与他又有一面之缘，因为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牺牲了一批记者，其中有奥地利记者詹森，其妻王务安是老革命，是我在“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同事，并且与我一同接待过外宾，关系比较近。詹森牺牲几年后，王务安与沈其震结婚了，曾请我到过他们家，位于东单北极阁，院里一栋栋二层小洋楼，是当时协和高级医生与医务界高干聚居的院子。我在那里匆匆见过沈一面，没有谈几句话，他知道我是谁，但没有提起与我父亲的旧关系，我更不便主动套近乎。听说“文革”中他也受了不少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