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 Yimang, the Free-Spirited 'Mang Gong'

 

总之，我1956年4月从斯德哥尔摩独自飞往维也纳。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在国外旅行，难免心存忐忑，好在飞机是直达，一切顺利。

到机场接我的就是陈乐民，他比我先一年调来，算是识途老马，在这之前我和他在“和大”同事，相识但不相熟，没想到后来会结为夫妻。

我到达时李一氓刚好偕齐宗华到比利时开会去了，“家”里只有夫人王仪、陈乐民和厨师老李（不久老李回国，换了四川厨师小董）。我们的住地是在中欧城市中常见的那种马蹄形小广场，三面楼房，一面临街。房子是普通的老式公寓，还是战前盖的，连阁楼共五层，每层也就大小四、五间房间。“世和”把三面的楼都包了下来：右面一栋是办公楼，左面和中间是宿舍楼。中国“和大”购买了中间一栋楼的三、四两层加阁楼。电梯是老式带折叠式栅栏门那种，不过不是手动而是自动。

我随陈乐民先到四楼分配给我的一间小房间，放下行李，然后到三楼见王仪。

一打开客厅大门，就吓了我一大跳：正对大门的地毯上铺着一张完整的老虎皮，虎头冲着大门。这是我初到维也纳的“下马威”，初次领略“氓公”的艺术品味（那时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之说）。

那是一排相通的五间房，客厅居中，一头连着饭厅和一间空房，一头连着书房和李一氓夫妇的卧室。书房的确陈设优雅，布局不凡，都是李一氓亲自设计的。有一个玻璃柜，装着各色中外古董文物，有意思的是真假掺杂。以国内带来的珍品为基础，杂以其他各色物件。李一氓对古董是行家，我曾听他讥笑郭沫若看走了眼，买假古董。

他有机会周游各国，都要收集有代表性的艺术品——不是价值连城的那种油画之类，而是坊间可以淘得到的小玩意儿，但都很别致，有民族特色。柜子里居然还别出心裁地放了一个茅台酒瓶，杂陈于各种艺术品之中倒也有朴拙之美。

这是我初到维也纳的第一印象，对将要领导我的李一氓未见其人，先识其味。王仪十分亲切，慈祥，以后几个月相处中一直如此。

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条件相当优越，又有一些特别的工作秩序。在生活上，除上面提到一名高级厨师外，还有一辆汽车，一名专职司机（奥地利人）。有一名“世和”雇的清洁女工，轮流到各家打扫。除此之外，有一位奥地利女士，我们称之为“奥国女同志”，是奥共一位领导的夫人， 每天来几个小时，负责把一些德文报刊资料摘译成法文（奥地利是德语国家，但“世和”的共同语言是法语，中国也就不派德语人员来。我们都看不懂当地报纸）。还有一位法文教师是奥地利人，教王仪法文。后来，经领导批准，我也正式从他学法文。

由于奥地利没有中国使馆，我们一切与国内联系都通过中国驻捷克使馆，连个人私信也是如此，直接通过邮局寄信是不允许的。因此，陈乐民另一项任务就是充当信使，每两星期去一次布拉格送信、取信。从维也纳到布拉格坐火车可以当天来回。中国驻捷克使馆一位参赞专门负责我们这里的事务，如国内有重要精神指示，都由他口头传达给陈，他再回来汇报，但是主要用脑子记，不能做笔记。

他每次带回的主要是我们大家的私人信件，还有一包《参考资料》。这是对“出口转内销”反其道而行之，是“内销转出口”。按理说，在国外可以直接订阅外国报刊，应向国内提供资讯才对，但是外汇有限，也没有那么多翻译力量（那时许多驻外使节是不懂外文的）。于是新华社编译的《参考资料》又返销到国外使领馆。“世和”书记处从布拉格迁到维也纳后，大约应李一氓要求，驻捷使馆经常为我们办公室提供一份。可见当时《参考资料》作用之重要。

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比较轻松，没有什么难应付的。工作语言是法文，一切公文来往和会议都是法文。工作人员不论来自何国，共同语言也是法语。所以虽然奥地利是德语国家，我们似乎没有学德语的必要。直到那时为止，法语还是雄视国际的主要语言，被英语（其实是美语）取代当自50年代末以后。尤其在欧洲，似乎法文程度代表一种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的没有不会法文的，苏联、东欧也都是如此。

我初去时的法文在各国工作人员（包括陈乐民）中，是最不流利的，有点自卑，所以那几年集中精力发奋学习，也就没有顾及就近学一点德文。到最后几个月，才经过批准请那位教法文的奥地利教师再加一堂德文课。但是没有几个月就回国了，当时只达到连猜带懵翻着字典看新闻的程度，后来连这点都忘掉了。在一个德语国家住了三年而没有学会当地语言，实在遗憾。

陈乐民在李一氓领导下工作时间比较长，了解较多，写过几篇关于他的文章，称他为“潇洒氓公”，我觉得很恰当。我实际上在他领导下工作只有不到半年，我4月到维也纳，只在6月间随他到巴黎开过一次会，8月他就回国参加“八大”，从此留在国内了。后来还在几次“世和”的会议上见到过他。接触虽然短暂，印象却很特殊。我只听说，他是资格极老的老革命。以他的资历，与其职位显然不相称，他连中央委员都没有当过。我只耳闻，他在新四军中有一些复杂的经历，受到某种误解，详情不得而知。

总之我在维也纳的感觉，他任这个职务完全大材小用，等于是一个闲职。“世和”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就是发文件、每星期开一次例会，还出一份《公报》，报道各国和运情况，《公报》付印前都交各国书记审阅。这些工作现在看来实在没有多大重要性，而且比较枯燥，这种刊物不知有几个人真看。何况重大方针以及议事日程都是苏联说了算，忠实执行者是法国人（法共），中国的作用是撑门面、敲边鼓。

李一氓的做法令我想起三国时庞统任耒阳令的情景。开书记处会议时，他常公然埋头看他的线装书。那位法国总书记莫奈他何，只有需要表决时，叫一声“Monsieur Li，你什么意见？”尽管如此，在涉及中国立场的关键问题上，他决不放过，不会误事，有时相当强硬。

我觉得他在维也纳期间作为“正业”来做的是两件事：一是批点《花间集》，若干年后在国内出版了，他还有文章论此著作。

另一件事是逛书店、选书、买书，寄回国内有关部门或图书馆。陈乐民有一项本事，就是用牛皮纸包书捆书以供邮寄，相当专业，原来就是为李一氓寄书练出来的。李还重点搜集各种文字、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包括小语种、或是早期的稀有版本，还有马、恩著作的初版、原版。这些都带回或寄回国内，不知现在存在哪个部门，有没有幸免于“文革”浩劫也不得而知。

周末有时有外国书记来打桥牌，哥伦比亚书记萨拉米亚和日本西园寺公一是常客。有时闲来无聊，他们想我们四个人正好打桥牌，我说不会，他又问会不会打麻将，我也不会。他摇摇头笑说我受的是“淑女教育”。

在国外也得按照国内的部署进行政治学习，过组织生活（他和王仪是党员，我和陈乐民是团员，党团生活只能一起过），由王仪负责。实际上除了国内有文件必须传达外，很少开会。

在他身边工作的日子是我精神上最宽松的时期，因为终于没有人不断敲打，要我好好改造思想，提高政治觉悟之类了。他对业务上要求比较高，总是嫌我们知识面太窄，阅读面不够广。例如有一次他与外国人谈话中提到一种古生物叫“水杉”，我翻不出来，他就对我有此批评。他说要做好翻译，就要天文地理古今中外都略知一二，随时留意积累知识。我想他如此渊博的知识大概就是这样随时积累而来的。

以我当时的思想状态，对他有些言行感到惊讶。例如1956年周恩来做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之后不久，“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吸收了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李一氓以调侃的口气说：先把他们批一通，再请他们入党！

1957年夏，“世和”科伦坡会议之后，我们随团回国，适逢“反右”运动开始，正是“学习”阶段。我和陈乐民立即被分别组织进一个“小组”，每天参加学习，以“体会精神，跟上形势”。“和大”领导说，特别是我们在国外久了，更需要加紧补课。但是我们有一次去看望李一氓，发现他正十分高兴，因为他要求到外地休假的报告批准了，不日即将动身，可以不参加运动了！这些都使我感到他与其他老革命大不相同，特别是他在我们这些晚辈面前这样坦率地表现出来。

他有很高的审美情趣，毫不掩饰对美食以及美的生活追求，从不作“艰苦朴素”状。他奉调到维也纳工作，原来的厨师期满回国，他就专门托人从四川物色来一名厨师小董，尽管年纪不大，手艺却极高超。不过李自己享用时间很短，不久就奉调回国，厨师当然不能随行，留在维也纳，我们托福享受了几年的美味伙食。他还鼓励我们多与国际工作人员交往。“世和”工作人员中有一个俱乐部，两名负责人，一是法国人，另一人就是陈乐民，当然是在李一氓支持下担任的。

“世和”假期很多，常组织晚会、郊游等等。李一氓总是带领我们积极参加。有一次周末，他还带我们一行五人（包括厨师小董）自己游维也纳森林。就是著名的美国电影“翠堤春晓”中斯特劳斯与他的恋人歌剧演员同游的地方。（后来知道，奥地利人根本不认同那部电影，认为完全杜撰，与斯特劳斯生平无关，那首著名的插曲“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也不是斯特劳斯所作）。对我说来能亲游中学时代就知道的地方当然很高兴。

第一次见到多瑙河却有些失望，因为那河水不是蓝色的而是黄色的。那次在回维也纳的路上经过一家农舍式的小酒馆，门口挂着招牌上有一个酒瓶，可以猜得出来表示这家小店自酿美酒。李一氓说这就是“名造家酿”的意思，决心进去尝一尝。维也纳有其他国家的风味菜馆，如意大利、南斯拉夫等等，还有著名的小咖啡馆我们都跟着他去过。他在维也纳还收集不少唱片。

我随他到巴黎开会，会外空隙时间很少，他还是带领我们游览了枫丹白露、凡尔赛宫和其他名胜。记得在去枫丹白露的途中，见路旁有一家非常别致的露天餐馆，招牌上写着法国名菜“血鸭”（canard saignant），“此地独一无二”云云。正值午餐时分，他一定要到那里尝个新鲜。结果颇为失望，并无奇特处，就是一般的红烧鸭子，只是餐具特别。后来问法国朋友，他们都说法国无此名菜，那是唬外国人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外面工作以外的消费都是自费。这点，李一氓绝对公私分明，绝不是如今之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玩乐。他带我们出去，如果不是事先说好他请客的话，就AA制，各自掏钱。有一次出去，他先统一付了账，过两天自己算好账，给我们每人一张纸条，叫我们还钱。这些地方，他完全平等，一点架子也没有。那时国外工资很高，我刚到时，像我这样的低级别的工资外汇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国内工资的五、六倍，他们夫妇就更高。

制定这一“高薪”的依据是与“世和”的国际工作人员取齐，免得在外国人面前显得寒酸，据说这是周恩来总理的主导思想——我们在国外要维持的形象和体面。我们建交的国家不多，但驻外使馆和其他机构的房子、陈设都比较讲究。

还有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准到廉价市场去购物。所以偶然逛街购物，都是到高级商店。我去了不到一年，这种高工资就引起国内的不平和不满，领导思想也有所改变，开始一再降低，到“大跃进”以后，降得更多。

根据那时的外汇管理制度，私人不能存外币，在国外发的外币既不能汇回去，也不能带回去换成人民币，只能在外面花完。但是这么多钱如果都买东西带回去，非挨批判不可，而且海关也有限制。

不过有一个出路，就是认购“国库券”，买得越多越“爱国”，所以我们绝大部分工资都认购了“国库券”，由国内单位的财务处处理。不过，若干年后，国库券到期，钱还是自己的，于是我尽管“高薪”时间不长，几年后存折上还是出现了较多的钱，远超过没有出过国的同事，终是一件烫手的事，到了“文革”就更成为一个问题。此是后话。

“文革”结束后，我略微开窍，有时回忆起往事，想到氓公，多了解了一些他的经历，才逐渐对他的价值、他高超的见识、他的深不可测的博学以及他难得的风骨有进一步体会，对他的“潇洒”以及在维也纳期间的“庞统”作风真正有所理解。

他1925年入党，似乎什么都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留法勤工俭学、长征、新四军；又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主要是左翼文化工作，还参加过锄奸。可谓文武不挡。以这样丰富的阅历和才识，应该说建国以后是未尽其用的。他最后的职务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这是他兴趣所在，十分投入，而且从一些与他共事的专家回忆文章中看出，他们都对他对古籍版本之熟悉和判断力非常佩服。他写的旧诗格律规整而有新意，书法自成一体。

从他的自述来看，并非出身书香门第，青少年时也没有特殊的熏陶，我实在想不出来，他在戎马倥偬之中，什么时候积累的这样精深的“国学”修养和对古籍、古董的鉴赏力。因此，我想他必是智力非凡之人。

他对那些政治运动、思想批判等等显然有自己的看法，不以为然。“文革”结束，他复出后曾任中联部副部长。可以想见，他是积极的改革派。后来知道，他对“三个世界”的划分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理论都是率先在内部提出异议，这在当时是需要胆识的。此一见解最终为最高决策者所肯定，把“和平与发展”定为我们时代的特点，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前提。

另一方面，李一氓始终坚持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他在会上、会下的一些言论来看，“反帝反封建”立场坚定。他在1985年出版的文集《存在集》的后记中，自己表明对“存在是第一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毫不动摇，而认为恰恰是个人专制、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害了中国多年。

现在回想起来，有幸在这样一位人物直接领导下而浑然不觉，即使只有半年时间，如果自觉一些，定能大有长进，思想有所开窍。正如我在大学时，亲炙于这么多名师之手，却身在福中不知福，只是被动地受教，只好老大徒伤悲。相对说来，我觉得陈乐民得益于李一氓比较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