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儿时期有一件最心爱的玩具，就是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一架玩具钢琴。大约两个八度都不到，而且黑键是画上去的，但是真能弹出调子来。我在幼儿园学到的简单儿童歌曲，只要会唱，就能在那玩具琴上摸索着弹出来，觉得非常好玩，乐此不疲。
没想到，在玩具琴上练出来的“才能”竟引出了真钢琴：在我小学二年级时，父亲带我到他的一位朋友王伯伯家去玩，在他家我第一次摸着了真钢琴，兴奋之极，顾不上客气礼貌，就上去弹我熟悉的歌。一开始没想到琴键是那么重，使好大劲才按出声来。那位王伯伯是音乐爱好者，对我这一“才能”大为赞赏，力促父亲买琴，让我立即开始学，说是再晚就耽误了。
以当时父亲的收入，买钢琴还算是奢侈品，本无意这么早就给我买，谁知那位王伯伯热心过人，先斩后奏，订了一架钢琴送到我家，然后把账单送到父亲办公室逼他付钱。有友如此“强加于人”，实在难得。我是真正受惠者。
不过，此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再接着天津发大水，举家迁沪避难，所以我一直到回天津上初中，才开始正式学钢琴。
1941年暑假，我从上海回津，刚好满十一岁，父母下决心送我正式从师学琴。那时天津私人教钢琴的洋人居多，当然学费比较贵。我们经朋友介绍，找到了一位中国教师刘金定先生。我非常庆幸我父母不迷信洋人，让我遇到这样一位好老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既是带领我进入音乐之门的真正“发蒙”老师，又是进一步使我得窥堂奥的导师，我有限的音乐修养，以及后来从音乐中得到的无穷乐趣，都得力于她，可以说泽被终生。
1947年独奏会，与刘金定老师合影
刘金定的母亲是美国老华侨，父亲是老留美生，40年代时任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在华北的代理。刘金定是长女，生于美国，长于中国，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钢琴专业。我见到她时她大约二十五、六岁，风华正茂，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眼睛很大，挺漂亮的，而又和蔼可亲。
与现在通常对“归国侨胞”的印象不同，她家一点也不“洋气”，父亲是个瘦老头，母亲是个胖老太，两人都是典型的普通广东人，刘金定还有四个弟妹，两个大弟弟都上燕大，最小的弟妹是一对双胞胎，和我中学同班同学。他家生活方式基本是中国式的，家里说广东话，老太太夏天经常穿着一袭半旧黑香云纱的旗袍，家务事全家动手，不用保姆，是一个勤劳、朴实、和睦的家庭。
我开始从刘先生学琴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她家靠刘老先生收入，生活还不错。但是半年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接管租界，中国的沦陷区与美国断绝了交通，刘老先生等于突然失业，断了经济来源，于是刘家的全家生活重担就落到了长女和长子肩上。刘金定的钢琴课成了她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从此她以授课为业，逐渐以独具特色的教学赢得声誉，不愁没有学生。
我只记得她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从早到晚，一个没有下课，下一个已经在外面等着。就这样，年复一年，她几乎没有休息和游乐的时间，也没有交男友、谈恋爱，可以说为家庭牺牲了至少是一部分青春年华。在这几年中，她凭自己的才能和劳动维持了七口之家朴素而不失体面的生活，负担两个弟弟上完大学，一对弟妹上完中学考上大学，为老父送终，继续奉养老母。
1945年战争结束时，由于刘老先生已经病故，她的担子未能立即放下，直到1948年才同一位燕京大学历史系的老校友杨富森先生结婚，两人双双到美国，在美国又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才立足、定居。杨先生后来在匹兹堡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化，刘先生则放弃了音乐，改行学图书馆，并以此为业，直到退休。
尽管她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是“洋”的，对家庭的态度却完全合乎中国传统的孝悌之道。这一点，在当时不论“新派”还是“旧派”的学生家长中普遍博得好评和同情，遇事都诚心诚意地愿意帮助她。所以她同学生及其家人的关系不仅是职业的，大多建立了深浅不一的友情。
我所感受到的刘先生的教学特点是严格的规范和启发兴趣相结合，循循善诱，循序渐进。每星期留下的功课中除必有的音阶练习外，一部分是练习曲，一部分是与程度相适应的小曲子，包括简单的舞曲、小奏鸣曲等。
这样就使我有一种渐入佳境的感觉，觉得学好了琴可以弹这么好听的曲子，因而产生动力。同时也激发起练基本功的意愿，因为基本功达不到，真正的“好听”处是出不来的。我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以钢琴为专业，每天也只练琴一小时，兴趣对我很重要。
就这样，我随刘先生不间断地认认真真学了六年琴。每天放学回家先练一小时琴然后做学校的功课，大约也是一小时。每星期到老师家里回一次琴，再领来新的作业。常年如此，风雨无阻。事实上在我家的熟人中大多数家里都买琴，孩子们学琴多数就是随便玩玩，很少能坚持到一定程度的。
母亲虽无意培养我成为音乐家，但是她本着一贯的信念：既然学了，就要认真学好。特别是买钢琴、聘老师，都是付出代价的，如果不当回事，随便玩玩，就是“纨绔子弟”，那是她最痛恨的。所以她对我练琴和其他功课一样都严加督促。她自己在隔着楼梯听我练琴的“熏陶”之下，也渐渐入门，越来越喜欢，甚至有时能分辨出作曲家的风格，偶然点一首要我弹，记得她最喜欢的曲子之一是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后来我妹妹也开始学琴，母亲闲来听我们弹琴是天伦之乐的一部分（父亲很少有这种空闲）。
我虽然一开始就没有以音乐为专业的想法，但也认真练习，除了自己的兴趣外，“不当纨绔子弟”竟是重要的动力。这一动力后来发展成我的敬业习惯。就是不论目标如何，对学习还是工作总是采取认真的态度。
刘金定和另一位老师张肖虎当时在天津是开中国人私人授钢琴课的风气之先的，在几年中树立了自己的风格，建立了自己的声誉，打破了洋教师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以学生为纽带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音乐爱好者的圈子，互相熟悉起来，其中有些家庭也变成了朋友。
刘先生每年都要举行一至两次学生演奏会，听众就是学生家长和亲友，地点有时借住房比较宽敞的学生家的客厅，有时通过关系在某个俱乐部借一间房间。记得还有过一两次与张肖虎先生联合举办学生演奏会，那规模就比较大了，是在天津法租界的教堂“维斯礼堂”，有正式的舞台，听众也比较多，但不卖票。学生的年龄和程度当然参差不齐，从学龄前到高中，从最简单的儿童乐曲到能上正式音乐会的难度相当大的世界名曲都有。
那时没有业余“考级”之说，这种演奏会对提高兴趣、互相切磋、激励认真练习乃至锻炼见场面都有很好的作用。记得我第一次出场紧张得忘了一大段，事后遗憾不已。以后就不再紧张了。就在那种演奏会上我见到了天才儿童刘诗昆。
那时刘诗昆大约不超过四岁，是让人抱上琴凳的。他坐好之后，回头问“姑姑（他这样称呼刘先生），我弹什么呀？”刘先生说了一个曲名，他就很投入地弹起来，一曲未终，他忽然回头说“姑姑，下面我忘了”，接着自己就溜下了凳子。刘先生向大家介绍说他尚未识谱，全凭听，记得多少弹多少，他的耳朵好得惊人。于是当场表演，把他放在门口，有人在琴上弹一个和弦，他过来在琴上试了几下就正确地按出来了，大家为之鼓掌赞叹。我也是从那时起更加确信自己不是当专业音乐家的材料。
刘诗昆的父母是音乐欣赏家，的确是从一开始就刻意要培养出一个钢琴家来的。他家里有许多唱片，在他父亲慨然同意下，我们由刘先生带领，不定期地到他家听唱片，提高欣赏能力。刘诗昆的父亲亲自给放唱片、报曲名，有时还介绍一下演奏家。
天津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中音乐生活相当活跃，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两三年中，经常有各种音乐会，我因刘先生的关系常去听。每年圣诞节前后在“维斯礼堂”举行的音乐会，以合唱为主，刘先生有时参加伴奏。许多名家或后来成为名家的人物都来举行过专场，我有幸听到过的有沈湘、张权、吴乐懿、郎毓秀等等。
其中沈湘和吴乐懿给我的印象最深。沈湘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是《思乡曲》：“月儿高挂在天上……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想起了我的故乡……”。我觉得他的音域之广，音色之美，演唱的感情之催人泪下，是在此之前以及以后好久没有听到过的。1949年以后，还听他唱过，但是不久他就背上了政治罪名，从此销声匿迹几十年，等到新时期再复出，已垂垂老矣。
至于吴乐懿，我至今还记得她弹李斯特改编的威尔第的歌剧《弄臣》（Rigoletto）钢琴曲，简直精彩极了。在我少年的心目中她的手好像很大，飞快的八度和弦毫不费劲（我一辈子也没有过这一关），那乐曲的华丽辉煌和幽默风趣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时欣赏、赞叹和钦佩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这又使我体会到，音乐演奏中丰富的感情是建立在坚实的基本功的基础上的。可惜这种体会并没有使我决心加紧苦练技巧，却与见到幼年刘诗昆的天才一样，更加强了我的“自知之明”，进一步打消了以钢琴为专业的想法。
所以就弹钢琴而言，我没有“见贤思齐”之志，却是相反，“见贤”就泄气。不过从心理学上讲，这种暗中的自卑感还是产生于一定的向往，如果只是一般的听众，根本不会有这种自反的复杂心情。也许正因为有这点向往，使我“虽不能至，亦当望之”，还是老老实实地从初一到高三练了几年，竟然成为刘金定比较得意的三弟子之一。
其他两位是刘培荫和朱起芸，刘比我高两级，朱比我高一级，我们三人相继高中毕业时，都在刘先生主持下举办过个人钢琴演奏会。她们二位后来都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并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只有我辜负了老师的期待。
除了学钢琴之外，到高中二年级时，刘先生还给加了一堂乐理课，或称“和声学”，也是每周一小时，和朱起芸一起上。我们本是好朋友，现在在一起学乐理，关系就更密切了。我学了大约一年半的乐理，以一本“和声学”为课本。同时用教堂的赞美诗中的四部和声为范例。尽管我学的时间不长，程度很浅，但学与不学还是大不相同，它使我知道了许多“所以然”，懂了许多规律，训练了耳朵，也帮助我背谱子的能力。
“和声学”的第一课开宗明义就讲“乐音（music）”和“噪音（noise）”的区别，说明哪些音符组合在一起能成为和声，而为什么手掌任意在琴上一按必出噪音。我因而明白为什么教堂的风琴和唱诗总是那样和谐，也明白为什么刘先生用赞美诗作范本，因为那四部是最规范的和声。根据这个标准，后来的一些“现代派”音乐以及某种歌舞厅音乐都属于“噪音”。我对这种“音乐”无论如何难以欣赏，并非出自有意识的偏见，而是耳朵经过此基本常识的训练已形成一种迎拒的本能。
如同文科毕业生要交毕业论文，工科要做毕业设计，音乐系演奏专业的毕业形式之一是举行汇报演出，英文称“recital”，不同于正式的音乐会（concert）。1947年我高中毕业的暑假，在刘先生力主之下，举办了这种汇报性质的个人演奏会。
要举行这种演奏会，至少要集中准备一年以上。所以刘先生一年多以前就提出来了。已经有了前两位学长的榜样，对我已不太神秘，似乎也不那么高不可攀。
只是母亲并不十分赞成，原因是我当时身体十分瘦弱，同时面临考大学的激烈竞争。抗战胜利后，各名牌大学相继复员，自1946年起恢复全国招生，考生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倍，而各校喘息未定，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名额，可以想见竞争之激烈。她怕我顾此失彼，或身体吃不消。
但是刘先生十分坚持，在最后一年的教课中就按音乐会的需要，按部就班布置练习，母亲也就不反对了。我自己大约是倾向于试一试的，不过也无强烈的欲望。反正老师十分认真，我就按照她的要求练下去。那一年每日的练琴时间肯定超过一小时，同时补习高考的功课也比平时时间多得多。所以那是我学习最紧张的一年。但是较之现在的中学生还是小巫见大巫，因为我还是从不开夜车，还有时间看许多“闲书”和“玩儿”。
那种独奏会的曲目有严格的一定之规，我的节目单在50年代已之一炬，其中有些现在仍记得，而且还在弹；有些则已惘然，任凭苦苦搜索记忆，无法完整地恢复节目单原貌。凭记忆所及有如下曲目：
巴赫：半音阶幻想曲与赋格，d小调
萧邦：即兴幻想曲，作品66；摇篮曲，作品57；黑键练习曲，作品10第5号
贝多芬：奏鸣曲，c小调，作品13（悲怆）
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组曲之一
拉赫马尼诺夫：小丑
门德尔松：谐谑曲（e小调）
舒曼：钢琴协奏曲，a小调，作品54
记得还有一首完全用左手弹奏的“序曲”，好像是帕德雷夫斯基的，记不清了。另外有一首“八音琴”（Music Box），作者不记得了。按常规，协奏曲应该由管弦乐队协奏，但是当时没有请乐队的条件，就由刘先生用第二钢琴代替，我的两位师姐的音乐会也是如此，已成惯例。
演奏厅由我父亲租了一家俱乐部的大厅，可容四、五百人，刘先生和我家共同列出的邀请名单刚好大约也是这个数。请柬由刘先生出面，上写某月某日为学生某某举行独奏会，敬请光临指教……等等。请柬和节目单的样式是刘先生请她的朋友设计的，像贺年卡一样，折叠式的，里面一边中文，一边英文，英文是花体字，颜色是我挑的，是天蓝的底色，银色凸花字。记得节目单印出来之后，我觉得美极了，真是爱不忍释，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五年之后我会亲手把它销毁。
刘先生还专门请来了一位业余摄影家给照相，他是天津一家医院的院长雷爱德大夫，也早已作古。他的照相技术很专业，为我留下了珍贵的纪念。本书选的音乐会都是他照的。有一位女“记者”，是燕京新闻系的实习生，大约也是刘先生的关系请来的，她来“采访”了我一通，第二天居然在一家报纸的一个角落登了一小块这位记者写的报道。
1947年钢琴独奏会
这是我音乐生活中的高潮，也可以算一次小小的“辉煌”，从此不再。我的淡蓝色的少女时代能以这样的方式“曲终奏雅”，如一部乐曲的华采终曲（Grand Finale）也是幸事。还有一抹余辉在清华音乐生活中发出过短暂的光芒，再以后，生活的色调就完全不同了。
那段时期天津市政府以“时局不稳”常要实行宵禁，音乐会不在晚上而定在一个星期日下午举行，我还有点遗憾。后来，在我无穷尽的思想改造中，这一在全国内战方酣时歌舞升平之举，成为一项要不断检讨的内容，而为了不能在晚上举行而“遗憾”之情，更加重了负疚感。
 
*201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浮游天地话沧桑——资中筠九十自述》；电子版由看理想「资中筠数字图书馆」独家发布。
Editor: Jia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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