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刚收到《悦读》第44卷，还没有来得及细读，忽然传来褚钰泉猝归道山的噩耗，我为之震惊，不敢相信，也不能接受。黯然神伤久之。
褚钰泉（1944年—2016年1月9日），196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文汇读书周报》主编、《书城》执行编委、《悦读MOOK》主编。
方今各界有许多名人，有名至实归者，有名不副实者，更不用说，还有的是欺世盗名者。而老褚却是相反，他的名气远远够不上他实际的贡献和价值。
与他相识多年，由编者和作者的关系成为相熟的朋友。不在一个城市，来往并不密切，但是我每到上海，都少不了晤谈。从《文汇读书周报》到《悦读》，我对他办刊的理念、眼光、能力和水平都很钦佩，陈乐民在世时也有同感。
老褚离开《文汇读书周报》，我们感到惋惜，听说他遇到一些不愉快的挫折，离开了原来的系统。但是是金子总要发光，也许也是“塞翁失马”，不久他又办起《悦读》，办得风生水起，成为有口皆碑的一份好刊物，我们为之欣喜。但是这一切，我都没有给予特殊的关注，好像有了老褚，自然就会有一份好刊物。如今斯人遽逝，蓦然回首，才意识到他长年默默地耕耘的精神和贡献是多么不寻常，多么难能可贵。
编辑工作是为人作嫁，而作为一份杂志的主编，则需要有自己的主见。汪家明先生写褚钰泉的文章中概括他作为优秀的编辑的几句话：“立意高远、视野宽阔、待人诚恳、做事认真”，我深有同感。汪与褚交往时间长，工作关系多，了解的事迹也比较丰富，我的体验主要从《悦读》而来。这是老褚最后的心血结晶，也是他的精神寄托。
《悦读MOOK》是由禇钰泉主编、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原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于2006年9月起出版的图书系列。该系列以“杂志书”形式，每2-3个月出版一期。该系列内容最初涵盖政治、社科及文学艺术领域，后逐渐扩展至电影、戏剧、美术等更广泛的文化艺术范畴，旨在探讨如何使“阅读”成为“悦读”。
这份杂志自己定位是以历史为主，兼及其他。实际上内容涵盖面极广，经济、国际、文学、文化，古今中外都有。作为编者，自己不大写文章，但是在约稿取舍之间表现出知识渊博、慧眼独具，才有那样的判断力。可以说老褚办《悦读》充分利用了作为媒体人、出版人和读书人的丰富经验和资源，同时也集中体现了这几个方面的优良特质。
我从《悦读》中还看到老褚的胆识和智慧。他为人做事都很低调，从不张扬，这份杂志领域宽广、长短自如、兼容并包，可以说是在方今的言论环境中达到的最大公约数。但是在貌似多元、庞杂之中有一以贯之的理念，有的体现在简短的卷首语中，更多体现在选稿和排版中。
就以最后三卷为例，42卷第一篇是陈铁健写李新的文章（两位都是历史学者），43卷第一篇是“不能忘记顾准”， 44卷第一篇又是别人写陈铁健的文章，这些都有深意在焉。卷首语中专门提到刊登这篇文章的立意：
“……读者可以从中体察到一位勇于探究、敢于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学者是如何艰辛和不易；没有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不敢于担当，怎能拨开迷雾见到云天！
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失忆的民族都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忘掉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历史充满误解，这于一个民族、国家是很可悲的。历史学家不能为读者讲述真实的历史，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过去，这是最大的失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一些禁锢的破除，人们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愈来愈接近历史的本真。读者不由惊呼：原来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与我们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教科书上了解到的大相径庭。这是包括陈铁健先生在内的许许多多历史学者努力的成果，也是我们时代在进步的一个标记。
然而，这方面的任务还是很艰巨，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人，他们还会掩盖真相随意诠释，动辄给一些讲真话的文章和著作扣上帽子、贴上标签。其实这些人很愚蠢，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谁又能阻挡得住呢？”
这段话掷地有声，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对历史的态度，以及对方今满天飞的“历史虚无主义”帽子针锋相对的回应。“任何失忆的民族都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针见血！
第44卷还有不少有分量的文章，如关于“乌托邦”、“东欧剧变是如何发生的”、“话皇帝”，等等，还有关于“西路军”的与传统说法迥异的情节。这些，在媒体人“自律”日严的今天，愈见其光芒和锋芒。这样鲜明的观点、犀利的文字好像与老褚平时朴实平和、语不惊人的形象不相称。他自己也没有发表过长篇大论的文章或讲话。一切都体现在刊物之中。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所以在汪文对老褚作为优秀编辑的几点概括之外，我还要加上：坚韧不拔的追求、过人的勇气、担当和智慧。
我无意对《悦读》详细评点，白纸黑字俱在，读者当有公论。它的茁壮成长、存续至今，说明在同样逼仄的空间，外加风霜雨雪之中，还是可以开出壮丽的花朵，缺的是有智慧而又有献身精神的园丁。
我常说，对治国而言，必须提倡法治，但是一个个具体的小单位，往往靠的是“人治”，一个关键人物的离去或置换，足以影响整个事业的方向，或存亡。《悦读》几乎是老褚一个人主持的杂志，其得以面世，还在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提供了一个平台，而这又有赖于张秋林社长之力。前些时听说张社长面临退休，老褚就要准备再找另一家可以接纳《悦读》的出版社了。不意就在这节骨眼上，他自己抛下这些烦恼走了。时耶？命耶？
书至此，想到一件小事：《悦读》创办以后，刊登过我的稿件，而出了几卷之后，一直没有登过陈乐民的文章。老褚也想向陈约稿，而他表达的方式却与众不同，他没有直接说，希望陈先生给我们写点东西，而是说：“《悦读》至今还没有发过陈先生的稿子，是我的组稿无能”。
这样的委婉，这样的谦恭，是继承了老一辈读书人的礼数和教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然陈乐民是很乐意给《悦读》供稿的，可惜不久病情恶化，终至不起。不过，乐民去世后，老褚还是从我处拿到了乐民致湖南朱尚同老先生的长信，其中谈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从未见于他发表过的文章的，连同原信手迹刊于《悦读》第30卷，算是了却一桩双方的心愿。
大凡失去了的才觉得宝贵，老褚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这样的“人才难得”。而今再无褚钰泉，人亡政息，《悦读》第44卷真的将成为天鹅的绝唱？惜哉！痛哉！呜呼哀哉！
*2016年
Editor: Jia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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